第八章 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
第一节 “两个批示”的问世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引发的严峻形势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刘少奇在报告中认为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彭真认为“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1]毛泽东则表示要“第一个负责”。紧接着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使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极大的鼓舞，使得自1961年以来迫于形势而进行的调整工作愈加明朗，开始出现成效。但不久联系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错误的清算，深为担忧的毛泽东很快将这一切视作受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在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北戴河会议”）上，他将党内对于“大跃进”运动的不同看法以及在农业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局部调整，指斥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把反对国际修正主义与国内各种问题联系起来[2]，在意识形态领域迅速逆转，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全党把工作重心再次转向阶级斗争。第二年，毛泽东提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从而在全国城乡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终于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成为无产阶级“**”的前奏。
在1964年年底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四清”问题时，毛泽东开始透露出阶级斗争的矛头所指。当他与刘少奇等人在对“四清”运动性质的评判上发生分歧时，即严厉批评了刘少奇，并指责北京存在着两个“独立王国”。如果说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九评”，公开与苏联共产党论战是在群众中为这场斗争做舆论准备，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四清”运动就是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政治斗争的预演。在中共中央1965年1月14日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目标所指直逼党内高层。同时，“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很快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个人崇拜之风无限膨胀。权力基础、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一切准备就绪，作为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及其理论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运作方式也基本形成。一年后，毛泽东终于明确指出了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震惊世界的“**”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经毛泽东几番修改的周扬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有这样一段很重要的话：“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3]可以说，在短暂的调整被迫停止之后，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发出，这个重新组织文艺创作队伍的计划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政治主题迅速变换，文学领域刚刚出现的些许生机被更严厉的阶级斗争所扼杀，许多积极响应调整的创作在新的政治环境中受到批判，而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灾难深重。在往“**”的演进过程中，文学一次次成为政治运动的切入口。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描写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斗争生活的小说《刘志丹》被说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毛泽东因此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是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4]这一论断推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逐步升级，同时促进了大规模的文艺批判的展开，文艺领域内极“左”思潮迅速升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