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浙江省《十五贯》整理小组，由陈静执笔，改编清初朱素臣的同名传奇，由浙江省昆苏剧团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用“满城争说《十五贯》”形容该剧“轰动上海、轰动北京”的盛况，社论引用的“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这句话，后来被长期用于对《十五贯》改编上演意义的评价。一部文学艺术作品能否轰动，并不仅仅取决于它的内在价值，更取决于它与当时时代的契合程度。该剧异乎寻常的轰动，一是因其恰好迎合了党在干部中开展的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行动；二是因其鼓舞了进行中的旧戏改编工作，给这项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工作带来了信心。周恩来明确指出《十五贯》改编成功的意义是：“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13]
《十五贯》原作又名《双熊梦》，有熊氏兄弟先后蒙冤的两条交织的情节线索：一条线索写熊友蕙被山阳县令过于执误断为与侯三姑通奸害命，判成死罪；另一条线索写熊友兰携钱十五贯，回乡营救其弟，途中偶遇苏戌娟同行，又被升任常州府理刑的过于执强加奸杀盗财罪名，判定死刑。苏州府太守况钟奉命监斩，得神明托梦指点冤情，乃夜谒都爷，争得半月期限，侦破此案，终于使真凶受刑，蒙冤者昭雪。传统戏剧改编的工作中，如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是讨论最多、也是引起争论最多的问题。《十五贯》的改编在此问题上，被认为做出了榜样。改编本剔除了原作中神明指点的情节，加强了对况钟这个“清官”怜惜生命、不计私利、敢于负责、为民请命的性格塑造，使无辜青年的冤白存亡，完全决定于戏剧主人公的意志选择与行动成败。围绕这个“为民请命”的主题，改编本同时删去了原作中“夙孽”招祸的因果报应说，强化了过于执主观武断、狂妄自负、草菅人命的官僚化性格，并且通过对上级官僚周忱麻木不仁心态的强调，透露了官僚吏制的普遍暗昧，使官僚化性格和黑暗的官僚制度成为冤案的唯一根源。在普遍的官僚化性格和黑暗吏制的背景之下，况钟“为民请命”的性格显得特别可贵、动人。在改编本主题及其演出中所受到的热烈欢迎与中国戏剧史上绵绵不绝的“清官”戏的传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改编本的成绩，是使这一主题更集中明朗，使戏更好看。
这一成绩的取得，仅靠剔除“糟粕”是不够的，改编本还整个删去了熊友蕙这条情节线索。旧昆曲剧本不受一次晚会演出的时间限制，整本戏的演出往往需要数十小时，因此在实际演出中通例只演折子。情节不完整的折子当然无法表现完整的戏剧主题。改编本《十五贯》是昆曲第一部接受一个晚会的时空限制、整本演出的成功剧本，它的诞生，其意义是重大的。中国传统戏曲不受舞台时空的限制，因此其叙事结构与小说无异，兴趣在“传奇”而不在“冲突”。改编本《十五贯》删去一条情节线索，实质上是把对于传奇的兴趣，转移到冲突上；情节的曲折离奇削弱了，戏剧性的冲突成为主要的审美资源。改编本八场戏中，核心是《判斩》《见都》《访鼠》三场冲突：《判斩》，况钟一支笔两次提起，两次放下，内心冲突极具张力；《见都》，况钟夤夜击鼓于前，押印请命于后，自断退路；《访鼠》更是一场心力、智慧的格斗，妙趣横生。1918年，胡适问道：“既不唱全本，又何必编全本的戏呢？”[14]38年之后，昆曲终于有了一本可唱全本的好戏。传统大戏告别“传奇”的叙事方式和“折子戏”的演出方式，向五四新文学所引进的西方戏剧的叙事和演出方式学习，是本土戏剧现代化迈出的关键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