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新华（1954— ），江苏如皋人，曾当过工人，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后任《文汇报》编辑，1986年赴美国。他的《伤痕》在对摧残人性的政治势力悲愤指控的同时，不经意间表达了对人性苦难的深切关怀。主人公王晓华的母亲在“**”期间被诬为叛徒，16岁的王晓华和当时所有的激进青年一样与母亲决裂，到边远的山区插队。一去8年，她坚决拒绝与母亲的任何联系，但仍然不能摆脱家庭出身的阴影，甚至个人的爱情也受到影响。粉碎“四人帮”以后，母亲的冤案终得平反，但当她悲喜交加赶回上海见母亲时，母亲却因身体受尽摧残刚刚溘然长逝。如果说宋宝琦、谢惠敏的内伤尚有治愈的可能，那么王晓华母女的伤痕却永难愈合。尽管作品在叙事层面上也作了种种中和的努力（比如让王晓华的恋人先她一步赶到弥留的母亲身边，在文本最后安上一个“**”文学中典型的“化悲痛为力量”的结尾等），但文本的故事层面却弥漫着一种透彻肺腑的伤痛。王晓华虽因母亲的平反重又获得爱情，也许还有政治生命，但她不能见母亲最后一面，意味着她永远不能令母亲宽慰，也永远得不到母亲的谅解。母亲虽然平反复职，但她的身体已被彻底摧垮，她精神上最大的愿望——看一眼与自己分别8年的亲生女儿，也终未来得及实现就抱憾离去。《伤痕》一经发表，立即引发整个社会被压抑已久的对创伤进行倾诉的欲望，这不仅与“**”，而且与50年代甚至更早的冤假错案都有关联。一时间，讲述苦难记忆成了文学的一种潮流。作家成了苦难倾诉欲望的代言人。
《伤痕》巨大的社会反响，还来自文本对政治生活之外的人的日常生活空间的明确展现。《班主任》中极其有限的个人生活空间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母亲平反后写给王晓华的信中虽然一再强调自己最大的愿望是尽最大的努力为党工作，但文本故事层面却暗示母亲最大的愿望是见分别8年的女儿一面，更具有突破性的是对王晓华与恋人之间的爱情描写，甚至还以含蓄的笔致传达出女主人公身体的青春气息。亲情、爱情、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这些人性的内容经过长久的封冻之后终于抵达我们的本文。在对摧残人性的罪恶势力的激烈指控与否定中，文学恢复了对人性、人情、人的价值尊严的正面书写，这成了《伤痕》之后讲述苦难记忆文本的基本叙事立场，有力地促进人的意识摆脱极“左”思潮走向觉醒，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审美共鸣，形成了普泛性的人道主义社会思潮。但《伤痕》也难以避免地拖着一根“光明的尾巴”。小说以这样一段文字结尾：“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台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很明显，作者是要以这样的结尾来冲淡和消解读者心中的悲哀。可以说，这是时代留在小说《伤痕》身上的“伤痕”。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和对现实的**在一段时间内与日俱增，文学进一步挣脱“**”文学“瞒与骗”的叙事模式，恢复五四现实主义文学写真实和社会批判性的品格，“**”“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派”以及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的遭遇等被长期遮蔽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首次被敞开、拨亮。对历史苦难记忆的讲述几乎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这样几个社会群体：知识分子、知青、蒙冤受屈的老干部以及挣扎在贫困中的广大的农民。并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作品，如《神圣的使命》（王亚平）、《我该怎么办》（陈国凯）、《罗浮山血泪祭》（中杰英）、《枫》（郑义）、《西望茅草地》（韩少功）、《蹉跎岁月》（叶辛）、《小镇上的将军》（陈世旭）等，以及以王蒙、张贤亮、高晓声等为代表的一代中老年作家的大量创作。对民族苦难的普泛性的讲述，无疑极大地声援了新意识形态否定“**”、揭批“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的战略部署。这是以上创作潮流成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文学的主流，并迅速营造了“**”后文学第一个繁荣局面的重要原因。当然，同时也是导致这一创作潮流种种局限性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