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文坛还处在“**”文学巨大的历史惯性中，其中形式往往比内容具有更大的历史惰性。《班主任》虽在主题意蕴上开始冲破“**”文学惯例，但在艺术形式上仍是对“**”文学的蹈袭。张老师的形象基本上还是按照“高大全”式的英雄模式来塑造的，他几乎毫无个性以至于极易被忽略，人们普遍以为《班主任》的主人公是谢惠敏。在作品不短的篇幅中，没有留给张老师这个36岁的年轻男人丝毫的个人生活空间。于是，文本的叙事层面与故事层面便产生了裂隙，这一裂隙抑制了启蒙主题中人性的表达。叙事框架基本上沿袭“**”文学路线斗争的框架，即张老师团结广大同学帮助、教育受极“左”路线思想毒害的宋宝琦，最后以张老师的胜利在望而告终。这样的叙事框架所带来的光明基调，又抑制了作品对青少年内伤揭示的沉痛感，以及危机意识、忧患意识的表达，也造成《班主任》叙事与后来的创伤性叙事之间的差异性。
如果说，文学作品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那么，这句话用于《班主任》以及许多“伤痕文学”作品，则有着特殊的意味。当时的读者对《班主任》的理解，与作者的主观意图有着很大的差异。作者全力塑造的主人公是班主任张俊石，而读者则只对谢惠敏这个人物感兴趣，尽管比较起来，作品对谢惠敏的着墨不多。作者虽然也写了谢惠敏的“内伤”，但主要是展示谢惠敏身上“闪光”的东西，而读者却觉得这个谢惠敏远比“小流氓”宋宝琦“内伤”更严重，那些被作者认为是“闪光”的东西，读者也分明嗅出了脓腥。例如，当张俊石问谢惠敏，对宋宝琦的到来怕不怕时，“谢惠敏晃晃小短辫说：‘我怕什么？这是阶级斗争！他敢犯狂，我们就跟他斗！’”可是，“张老师心里一热。……他亲热地对谢惠敏说：‘你赶紧把团支部和班委会的人找齐，咱们到教室开个干部会！’”谢惠敏脑中“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那样紧，满眼都是“阶级敌人”，动辄便是“阶级斗争”，这本是十分悲哀的，也是她身上最严重的“内伤”之一种。这样的回答令读者心里发凉，但张老师却“心里一热”。显然张老师并不认为她的回答有什么不妥，并不认为这显示了一种“内伤”，反而觉得显示了她的可敬佩。实际上，在作品中，张老师也的确感叹：“她的身上，有着多么可贵的闪光的素质啊！”张老师对谢惠敏的看法，也可认为是当时作者对她的看法。这些不被作者和张老师当作“内伤”而被作为“可贵的闪光的素质”的方面，却无一例外地被觉醒的读者视作了“内伤”。在这个意义上，当时读者对谢惠敏乃至整篇作品的理解，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解”。
《班主任》围绕宋宝琦转学一事展开叙述。这件事在作品中也被过分渲染。张老师面对宋宝琦的所思、所想、所虑、所行，仿佛是在策划指挥一场重大的战争，而不像是接受一个转学来的少年——尽管是不良少年。《班主任》无疑有着“闪光”的一面，但总体上是虚假做作的，是相当公式化、概念化的，也是明显违背现实主义原则的。但现实主义却在谢惠敏这个人物身上取得了小小的胜利，而且这种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在违背作品意图的情形下取得的。只要客观、真实地写出谢惠敏这个人物的心理、言行，读者就会有自己的感受、认识和判断。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班主任》作为历史过渡物的特性。
如果说，《班主任》在揭示“**”造成的“内伤”的同时，又以光明昂扬的基调中和了这种沉痛。那么，卢新华发表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上的小说《伤痕》，则以现实的切肤之痛展示了“**”伤痕的惨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