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学新变的滥觞：《班主任》和《伤痕》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的文学，可以看成是“**”后文学走向复苏的第一个阶段，评论界通常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来概括这一时期内出现的几个文学创作潮流。这三个概念和传统当代文学史中的诸多概念一样，并不是对文学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准确标示，更多的只是表明了文学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
刘心武（1942— ），四川成都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做过中学语文教师，曾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他在1977年11月号《人民文学》发表的《班主任》，常被看成“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事实上这篇小说虽然也写了“**”在青少年心灵上留下的“内伤”，但它与后来出现的典型的创伤性叙事还是有较明显的差异，相比之下，它的意义更在于开启了一个以书写创伤性记忆为开端的文学与文化的话语空间。
小说以张俊石老师接受小流氓宋宝琦插班的过程为线索展开情节。宋宝琦堕落是因为“什么书都不读而坠入无知的深渊”，谢惠敏虽然是个品行端庄的学生，但在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无知方面与宋宝琦如出一辙。无知导致盲从、轻信，她成天虔诚地拜读报纸上的“帮文”，认为“凡不是书店出售和图书馆外借的书都是黑书、黄书”。盲从又加重了她的无知，比起宋宝琦她表现出的是一种更深刻更有时代普泛性的“内伤”。作品通过张老师这个形象开出了根治“内伤”的有效药方：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有了知识便有了理性的觉悟，有了理性的觉悟才能避免宋宝琦式的堕落和谢惠敏式的盲从，《班主任》无意中接续了中断已久的现代性启蒙的主题。这一主题的演绎还体现在对知识和理性的载体——教师（知识分子）形象的热情赞颂上：“更让学生们敬畏的是张老师的那张嘴，人们都说薄嘴唇的人能说会道，张老师却是一张厚嘴唇，春冬常被风吹得暴出干皮儿，从这对厚嘴唇里蹦出的话语，总是那么热情、生动和流利，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的心田播下革命的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又像一把大条帚不停息地把学生心田上的灰尘无情地扫去。”知识者不再作为性格和思想有缺陷的、需要接受改造的对象而招致否定，而是作为具有话语权威的启蒙者（不仅启蒙知识而且启蒙革命思想）的身份在文本中得到不容置疑的确立，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的叙事视点和标题的设置都暗含这种确立。
1977年，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暧昧的年份：一方面“四人帮”虽被打倒，但“**”还被奉为“完全必要”，创作上“**”文学的惯例依然具有巨大的规约力，“三突出”“假大空”式的颂歌体依然是当时文学最基本的语意编码方式；但另一方面党已作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表态和恢复高考制度的决定。《班主任》对文化知识的肯定、对民族精神危机的忧患，以及对造成这一精神危机的极“左”政策的批判，既在相当程度上疏离“**”文学颂歌主题、满足当时社会期待，而又不触动意识形态敏感神经。这样一种话语逻辑轰动社会，几乎是一种历史必然。两个月之后，《哥德巴赫猜想》的轰动再次证明了这一历史必然。知识者不仅不再作为思想落后甚至反动的对象而受到批判，也不再以知识生活之外的任何社会人的特征而受到赞颂（比如在以往的文学惯例中，知识者常作为民族气节的保持者而受到赞颂），知识者终于能以自我的知识身份而得到社会的承认与赞颂，此后，这种赞颂可以说蔚然成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