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自身的惨痛经历与精神历程构成他们创作的另一重要内容。较有影响的作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王蒙的《布礼》《杂色》、张贤亮的《土牢情话》《灵与肉》《绿化树》、宗璞的《我是谁》等，在这些作品中，个体的苦难被置于民族国家大叙事的框架下加以理性的思考，从而超越了对个体苦难的感性倾诉，具有较深远的历史感。
但这一思考角度，却也带来对个体苦难的认知：“我不悲观也不埋怨。比起我们党、国家和人民这些年付出的代价，个体的一点坎坷遭遇又算得了什么？”[1]个体的苦难本身是不值得关注的，它所以被叙述是因为它与民族国家苦难的关联，个体的生存被遮蔽在集体生存的宏大框架中，甚至心甘情愿成为伟大历史叙事祭坛上的牺牲品。《布礼》中写道：钟亦成“宁愿付出一生的被委屈、一生的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即使他带着丑恶的帽子死去，即使他被17岁的可爱的革命小将用皮带和链条抽死，即使他死在自己的同志以党的名义射出的子弹下，他的内心仍然充满了光明，他不懊悔，不感伤，也毫无个人怨恨，更不会看破红尘。”钟亦成这种谦卑的、个体独立意识严重匮乏的人格，事实上与冯骥才《啊》中的吴仲义属同一精神血缘，所不同的是后者在严厉声讨和揭露导致吴仲义人格扭曲和变形的外界之恶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知识分子自身人格基质的拷问意味。而《布礼》的作者显然怀着极大的敬意与赞赏来塑造他的主人公。这一创作现象在“归来者”作家群中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当然，表现的方式、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贯穿着主人公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原罪式的忏悔和谦卑的自审，虽然在自审时也夹带着自辩和自解的意味，但前者还是占上风，甚至政治迫害还被看成是对照着工农寻找差距的机会。
在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最苦难深重的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作为现代社会结构中极为特殊的群体，其精神是最为敏感的，对其苦难历程的反思往往可以抵达劫难与人性的深处，但这群“归来者”对自身苦难历程的反思已然与这样的抵达擦肩而过。于是，至今都还没有出现类似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这样的深度反思之作。
长期的底层农村生活使得“归来者”作家群对50年代以来农村深重的苦难有切身的体验，对20年农村曲折生活历程的反思也是这一代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这些作品通过普通农民最基本的生存和情感需要的被剥夺，来揭示极“左”政治对农村经济、农民生活的摧残与破坏及其在农民心灵上留下的深重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