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述苦难记忆的创作潮流中，主要有这样两个作家群体：中老年作家群和“知青”一代作家群。所谓的“知青”一代指“**”中在中学时代就直接被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一代人。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曾以其耀眼的政治光芒震撼一代青年人的心，但终被历史证明了其虚妄与荒谬。“光荣”岁月中的丑恶与欺骗，个人的创痛与苦难，一代热血青年被蒙骗愚弄的悲哀，构成早期“知青”苦难记忆书写的主要内容。而从1982年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开始，“知青”小说对历史记忆讲述与反思的内容视角都有所改变。关于这一作家群的创作我们将在下一节加以论述。这里重点论述中老年一代作家对苦难记忆的讲述与反思。可以说，由于文化思想资源、个人阅历、创作经验等方面的原因，正是这一代人的创作构成这一创作潮流的重要面貌。事实上，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老年作家的创作一直处于文坛中心的地位。而这一代作家又以“归来者”作家群为代表。
所谓“归来者”指以王蒙、张贤亮、从维熙、刘宾雁、高晓声、方之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他们是在50年代或更早开始创作的一批作家。他们基本上拥有共同的精神资源和创作背景：50年代，他们曾以主人的身份和几近宗教的**拥抱伟大的“历史叙事”。同时，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五四人道主义启蒙文学传统也哺育了他们，共同造就这一代人特有的社会理想以及对现实的热切关怀。而50年代“双百”方针所提供的有限的创作空间又使他们得以初露文学干预现实的锋芒与热情，再加上1957年以后漫长岁月中的政治迫害和生活磨难，都是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
对50年代以来国家和民族苦难记忆的讲述，是“归来者”作家小说创作最重要的题材内容。他们往往非常自觉地站在党或其诤友的立场上，反思党的错误路线给自身事业带来的严重挫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并由此探讨作为“人民公仆”的领导干部的异化，以及如何重建人民信任的问题。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王蒙的《蝴蝶》、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方之的《内奸》、刘真的《黑旗》、李国文的《月蚀》等一批作品，基本上是对政治政策的反思，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定位。
但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使这批作品对一定历史时期现实的批判与揭露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比如《大墙下的红玉兰》，首次涉足公共话语空间绝对禁忌的社会主义监狱大墙内的生活，揭露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目下各种流氓刑事犯以及旧社会的“还乡团”、“红眼队”队员是如何与极“左”路线的执行者沆瀣一气，对蒙冤受难者进行非人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令人触目惊心。但暴露与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教训，暴露黑暗是为了寻找光明。所以作品精心塑造了虽身陷囹圄但依然心系党的事业、心系人民，不屈不挠的党的优秀干部葛翎的形象，这个形象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意味是不言自明的。为了突出这一意味，作家不惜采用极端戏剧化的情节场景、人物性格善恶忠奸的二元对立模式。这严重削弱了作品的现实主义品格。正因为此，从维熙的一系列被称为“大墙文学”的作品（包括《远去的白帆》《泥泞》《遗落在沙滩上的脚印》等）与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癌病房》为代表的“集中营文学”，在思想底蕴和艺术形态上都有完全不同的面貌。《大墙下的红玉兰》典型地代表了“归来者”作家群社会批判的基调：缺少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那样独立的社会批判立场，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修复功能的一种必要的提醒，这种提醒中夹杂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资鉴意识、民本思想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