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叙事技巧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小说创作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大批中青年作家对叙事技巧的探索。从王蒙、林斤澜、李陀、宗璞等中年作家在创作观念、文体、语言方面的个性化风格化追求，到80年代中后期马原、洪峰、扎西达娃、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青年作家所谓“先锋”小说的兴盛，都呈现出在叙事技巧与小说美学方面进行实验的盎然兴致。
这个时期，大量的西方文学、哲学与艺术著作被译介进来。由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共4册8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1980—1985年间陆续出版，其初衷在于实事求是地重估现代派文艺的价值，包括意识流、未来主义、表现主义、后期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等流派专辑。这套1949年以来第一次出版的现代派文艺选集影响甚大，头版就印刷了15万册。尔后，类似的翻译介绍工作大规模展开，显示出文坛和学界对现代主义文艺的强烈兴趣。80年代翻译出版的6000多种外国图书中，相当一部分是西方现代派文学、哲学及美学著作。[1]其中有影响的丛书如“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美学译文丛书”“西方哲学流派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等。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进入，对作家们的震动与启示是十分巨大的。1981年下半年，高行健出版了一本理论小册子《现代小说技巧初探》，马上引起广泛的关注。而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2]，则引发了一场大争论。徐迟在文中委婉提出“……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会出现我们的现代派思想情感的文学艺术”，却遭到另一些人的激烈驳斥。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在申明着自己的观点，说明有关“现代派”的问题已经引起文学界的强烈关注。1982年第8期的《上海文学》不失时机地发表了刘心武、李陀、冯骥才三位作家之间的通信，他们在信中把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称为“寂寞空旷的天空中”升起的一只“漂亮的风筝”，信中称现代派是“历史的反映和时代的产物”，应当肯定这一思潮对于当时中国文学的意义。
事实上，在论争有关“现代派”“现代主义”的同时，小说创作方面已经开始了探索与实践。
从1979年到1980年，王蒙连续发表了《春之声》《蝴蝶》《布礼》等6部中短篇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被文坛戏称为“集束手榴弹”。这些作品大量地运用了拼贴的手法，文本中充满了情绪的跳跃，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联想、象征、内心独白）成为结构小说情节的主线。比如《春之声》，设置了一个现实的空间——行进的火车里一节闷罐车厢，同时，又通过乘客——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的思维搭建了一个非现实的心理空间，现实和想象相互交织，历史的残酷、现实的转机与对未来的憧憬在这个心理空间中激**。无论是他将一些时间性的历史片段——如童年记忆和1949年前北平印象所进行的空间化处理，还是以“学德语的妇女”、火车的咣当声等意象来铺排对“春”的象征，都表现出了意识流文学的新鲜特点，也引发了此后关于意识流手法的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