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五四文学发端于人性解放的主题，“**”后文学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的回归。经过十年“**”乃至更长一段历史时期对“人”的轻视甚至虚化，人们深刻地感受到文学中“人”的失落与异化。“**”后文学最初对“非人”岁月的控诉，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正常人情、人性的呼唤。而一批短篇小说，包括郑义的《枫》、左建明的《阴影》、刘真的《黑旗》、方之的《内奸》，则是较早对“人”的失落与异化进行反思的作品。《枫》用血泪控诉了“**”中的帮派之争如何造成一对年轻人的悲剧，揭示出正是某些堂皇的“阶级立场”和“路线斗争”戕害了美好的人性。《黑旗》通过“说真话得黑旗”的故事，以反讽的手法揭示了那个时代的荒谬。《阴影》描写了刘春堂，一个胸前佩戴满军功章的“革命军人”，曾经为了抢救孤儿而被砸伤腿变成了跛子，二十几年后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却又为了生产队的孩子们沿街乞讨。在两种情境的鲜明对比中，作者表露出了一种真诚的困惑和不满。当然，由于作家主体认知的局限，这种困惑与不满仅仅停留在较浅的层面。
方之（1930—1979），原名韩建国，湖南湘潭人，从小生活在南京，1957年因发起成立“探求者”文学社团而被打成“右派”，“**”中下放江苏洪泽县劳动。方之的《内奸》所表达的精神内涵是丰富而又复杂的。一方面，作者对人性的异化现象进行了一定的批判，着墨不多的田有信就是一个人性被异化的典型，他因为曾在战争年月为党出过力而步步高升至副县长，到头来却只剩下一身的“官味”。他圆滑善变，一切只为了自己着想，表面干净，灵魂肮脏。这样的共产党干部形象不只在那个年代，就是在今天也具有某种典型性；另一方面，作者把描写的重心放在田玉堂这样一个经历颇为复杂、性格具有多面性的小商人身上。尽管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田玉堂有着商人的狡黠，但在战争年代，出于一个老百姓最朴素的良心和对共产党的好感，他曾冒死为共产党做过一些事，算是个“开明人士”。但在“**”中反而被扣上“内奸”的帽子，遭受了种种侮辱。如果把反思小说分为政治本位的反思和人民本位的反思两类，《内奸》则二者兼备，政治本位的过于明显，相当程度上妨碍了作品的深度。这在田玉堂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对于悲剧的根源，在作品中只通过田玉堂的一句“我倒要看看，现在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就一笔带过，这显然是一种以政治为本位的过于简单的结论。
莫应丰（1938—1989），湖南益阳人。1959年考入湖北艺术学院音乐系，1961年应征入伍，1970年复员到长沙市工作。他的《将军吟》是较早的军营题材长篇反思小说。“**”中，军营这一领地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阶级斗争”的冲击，空军司令彭其受到宣传部长江醉章为首的造反派的攻击迫害，这位性情耿直、坚持真理的老将军毫不畏惧地与之展开了斗争。作品中还塑造了一批年轻人的形象，他们在这场运动中有思索，有迷茫，有动摇，有坚持，有悔悟，也有成熟，作品比较真实生动地描绘了他们的心灵历程。这部作品实际写于1976年3月至6月，其时“四人帮”尚未垮台，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胆识。作品中最感人的是那些将军在困境中与普通百姓和下一代年轻人富有人情味的交往。在除夕夜，老工人赵开发救起了晕倒在街头的彭其将军，当他要把将军送去医院疗伤时，儿子却因其是“走资派”要把将军送回南方小城，情急之下，赵开发打了儿子一巴掌：“一人有难大伙儿相帮，就是不认识的过路人有困难了，咱也得伸出手来呀！”这种朴素的人情味，体现出了感人肺腑的人道主义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