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叙事模式与抒情模式
在一整套“**”文学创作规范制约下进行的文学生产，必然带来相同的叙事模式和抒情模式。如果细分，这时期的“显流文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严格遵循“**”文学创作规范的文学，如小说《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一类是在遵循“**”文学创作规范的基础上又多少具有点生活气息和艺术意味的文学，如小说《闪闪的红星》《海岛女民兵》等。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类较讲究形象性、真实性的作品，又往往将“**”文学创作规范所铸压出来的叙事模式、抒情模式及这种模式反映出的精神特征，表现得更为充分。这种模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对立为核心的人物伦理谱系的设置。“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塑造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在“**”时期被提高到了一个最显要的地位。“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又分“主要英雄人物”和“次要英雄人物”，都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自觉坚定地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代表人物”。我们看《金光大道》中的一段描写[1]：“在东方，移来三个健壮的身影，灿烂的阳光，好像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披上一件金线绣成的斗篷。走在头边的是党支部书记高大泉。他一边走，一边说，一只手指指点点，一只手拿着一个小本子。中间那个是朱铁汉，怀里抱着一捆柳木梆子，说话间，从怀里抽出一根，使劲儿插进地里。第三个人是老周忠，肩上扛一把小铁锨，手上抓着一把鲜嫩的野草。”“高大泉”“朱铁汉”“老周忠”三位“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地位不同，“高大泉”是最重要的“英雄人物”，“朱铁汉”次之，“老周忠”居第三位，这可以从他们走的先后顺序和行为方式辨别出来。小说为了美化和神化“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用了“灿烂的阳光，好像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披上一件金线绣成的斗篷”这样的神化修辞。
“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尖锐对立，成为人物伦理谱系中最核心的部分。“主要英雄人物”通过神化修辞几乎成了能先知先觉、说话做事永远正确的非凡人物。对“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神化修辞表现为精神上的神异化描写、行为上的全能化描写、相貌上的英武化描写、道德上的圣洁化描写。与对“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神化修辞相对应，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刻画采用的是妖魔化修辞。这种妖魔化修辞表现为精神上的阴险化描写、行为上的猥琐化描写、相貌上的丑陋化描写和道德上的卑鄙化描写，如小说《金光大道》中写开会的情境是：“树影里，周永振像一座塔似的立着，摆动着大手讲话；歪嘴子在几个蹲着的人中间，像一只刚从水里打捞上来的虾米，弯着腰，战战兢兢的。”在这里，对周永振的神化修辞与对歪嘴子的妖魔化修辞的对比是明显的。
这种尖锐对立的两方，各自代表一类人物的根本利益，各自代表一种历史的方向，即“社会主义”方向或者“资本主义”方向。“英雄人物”之下是拥护和支持“英雄人物”的“无产阶级”，即“革命群众”。其中，有一类是正在成长中的人物，即在“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影响下，有可能成长为新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一类人物。在“**”时期“主流文学”的人物伦理谱系中，不存在“中间人物”。这里的“中间人物”是指既没有拥护和跟随“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没有拥护和跟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资本主义”道路，即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的一类人物。在两派尖锐对立的人物中间，有一类属于有待“挽救”的人物，即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拉拢腐蚀、有可能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对立面的人物，他们本来属于“无产阶级阵营”的，但正在被危险地拉向“资产阶级阵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