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写于1962年的《广陵散》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指涉更加明显，小说叙写魏晋易代之际“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不事权贵、特立独行，得罪司马氏宠臣钟会，最终为其所陷害的故事。作者盛赞嵇康的那种“刚肠疾恶”“不堪俗流”“非汤武而薄周孔”、反抗名教礼法的品格，也欣赏嵇康对朋友吕安“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的赤诚。导致嵇康被害最直接的原因是他被牵连进所谓吕安“挝母案”，这原本与嵇康毫无关系，但嵇康不顾自己的险恶处境为吕安申冤：“这件事我不能不管，大丈夫做事是不能这样畏首畏尾，卖友求荣的。”即便嵇康与山巨源（山涛）之间也存在这种“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的高洁的默契。嵇康虽然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但山巨源得此书后不仅不生气而且还向他的客人们夸赞嵇康的书信乃“绝代妙文”，嵇康闻之非常感动，并坚信自己死后山涛定会照顾自己的家人。这样的描写显然含有对现实社会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浪中的世态人心的强烈影射。嵇康的死无疑是小说叙事的中心，尤其是嵇康死前在刑场上从容抚琴，弹奏千古绝唱《广陵散》，这是嵇康人生的结局和**，也是小说的结局和**。作者用“《广陵散》绝”预示这种旷代高远的人格在现实中的缺席。《广陵散》无疑意味着作者对死的思考的深入。如果说《陶渊明写〈挽歌〉》表达的是一种个人面对纷扰的世事时遗世独立的沉默，那么《广陵散》则意味着在沉默中爆发，折射出深受五四洗礼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艰难时世的心灵强音。
这两篇小说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思考，引起当时知识界热烈的共鸣，其不被时代文学规范所容也是意料中的事。《广陵散》被认为有替胡风、丁玲、陈企霞等“反革命、右派”作家呼冤叫屈的“苦心”，招致严酷的挞伐。而《陶渊明写〈挽歌〉》仅因为小说中写到陶渊明与惠远的“庐山法会”与现实中的“庐山会议”的时间同为8月、地点同为庐山、形式同为“辩论”，就被指认是为“庐山会议”翻案，小说中的一句话“不能这样就算完结，还得同惠远辩论下去”竟被解释为现实中的“陶渊明”们“贼心不死”“顽抗到底”。[15]“**”开始不久，作者陈翔鹤就被迫害致死。
【思考与练习】
1.这期间中篇小说的基本面貌是什么？
2.《我们夫妇之间》有怎样的文学史意义？
3.这期间短篇小说有哪几种类型？
[1] 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讲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 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讲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孙光萱：《评刘金同志对〈归家〉的评论》，载《文艺报》，1963-07-08。
[4] 康濯：《关于〈水滴石穿〉》，载《收获》，1958（4）。
[5] 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载《文艺报》，1955（1～4）。
[6] 侯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载《文艺报》，1954（2）。
[7]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6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8] 茹志鹃：《我写〈百合花〉的经过》，见孙露西、王凤伯编：《茹志鹃研究专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9] 杨联芬：《孙犁：革命文学中的“多余的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4）。
[10] 孟悦：《性别表象与民族神话》，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1（4）。
[11] 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载《人民文学》，1957（11）。
[12] 洪子诚：《百花时代》，92～93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13] 许志英、邹恬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下册，455～456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14] 黄秋耘：《空谷足音——〈陶渊明写《挽歌》〉读后感》，载《文艺报》，1961（12）。
[15] 许志英、邹恬主编：《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下册，4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