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也颇有特色，在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努力摆脱当时公式化、概念化的流弊，没有将人物作为政治品格的符号，而是立体地写出他们的血肉和魂灵。例如陈翔鹤《广陵散》中嵇康的形象，既写出他蔑视礼法、桀骜不驯、慷慨赴难的独特个性、高洁人格，也写出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普通人的一面。尤其是嵇康赴洛阳前与妻子曹氏的话别，平淡中见深情，体现了嵇康性格的另一面。徐懋庸的《鸡肋》中曹操的形象也复杂丰厚：既胸怀宽广、志向远大，又不无狭隘之心和个人意气；既怀有民生之忧，又存在很强的一己私欲。这批作品语言平实、朴素而不失凝练，叙事畅达、明晰，表现出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力。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是这批短篇历史小说中最为突出的。
陈翔鹤（1901—1969），重庆人。曾是五四文学社团浅草社和沉钟社的主要成员之一，1949年前出版有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等，1949年后少有作品问世。《陶渊明写〈挽歌〉》创作于1961年。其中对生与死的思考突出地体现了知识分子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叙事的中心是个体的情绪、心境而不是承载时代主题的激烈的矛盾冲突。主人公陶渊明所处的社会现实更多的是通过他个人的境遇、感慨投射于文本中，例如小说这样描写陶渊明写《挽歌》时的心境：“活在这尔虞我诈、你砍我杀的社会里，眼前的事情实在是无聊至极；一旦死去归之自然，真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这里固然有对“讲述话语的年代”社会现实的影射，但作者更属意的是陶渊明对世事的厌倦中所显露的一种孤独的精神状态，和对死亡的豁达中表现出的无奈、苍凉的心境。尤其是作者接下来写到陶渊明在静夜里默诵自己写就的《自祭文》中“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这最后几句时，“一股湿漉漉热乎乎的东西，便不自觉地漫到了他的眼睫间来。这时他引为感慨的不仅是眼前的生活，而且还有他整个艰难的一生”。不难看出这正是老作家本人的“夫子自况”，表现了一个有良知的谦谦君子在政治斗争旋涡中的悲凉心态。对死的豁达并非意味着对生的弃绝，对世事的厌倦也并非意味着对世俗生命形式的否定。小说用大量的笔墨写陶渊明亦耕亦读、其乐融融的日常乡居生活，相对于名利场中角逐的颜延之们和故作高深、装腔作势的惠远们，这样的生活无疑更接近生命的本真。老作家表达了对一种平易、淡泊的世俗生命状态的向往，这在当时的确是“空谷足音”。[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