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道静是作品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也是整个当代文学中内涵比较真实、细腻的知识分子女性形象。她的思想感情、行为方式，尤其是她在参加革命前性格上的软弱幼稚，表现得很真实，她走向革命的思想嬗变过程，也基本上符合生活逻辑。可以说，这一形象既具有比较丰富的女性气质和个性特征，又体现了一定的阶级转变内涵，是比较丰满而立体的。围绕在林道静周围的其他次要人物形象，也各具自己的政治身份和阶级特征。其中，道貌岸然却内心虚伪的余永泽，是比较个性化的一个。作品在对这一形象的塑造中，虽然难以避免抨击“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主观意图，但基本上是通过生活本身展示其性格，使这一人物具有生活真实性。至于其他人物，如阴险狡诈并背叛革命的戴愉，深沉稳重又坚定无畏的革命者卢嘉川，质朴热情的江华，顽强坚贞的林红等，虽然也各有性格，但都具有比较强的类型性，内心世界没有得到深入的挖掘，个性表现也不够充分。
由于《青春之歌》以上的这些特点，问世以后深受读者的喜爱，得到了评论界很高的评价。作品于1959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影响更为广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林道静、江华、余永泽等成为家喻户晓的形象。
但是，在50年代后期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文学批评已经被严重政治化。在这种批评视野中，《青春之歌》遭到了激烈的否定。
1959年上半年，《中国青年》《文艺报》等发表一系列讨论文章，开展对《青春之歌》等作品的讨论。正是在这场讨论中，出现了一些激烈而粗暴的政治批评。最典型的是郭开的《略谈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13]和《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14]等文章，它们以极端政治化和主观化原则，对《青春之歌》的人物塑造和作者立场，尤其对小说所描写的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作品歌颂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符合革命的需要，从而对整个小说的创作倾向进行了全面的否定。
这些粗暴的政治批评问世后，立即遭到了广大读者的许多反批评，著名批评家茅盾、何其芳也分别撰写了《怎样评价〈青春之歌〉》和《〈青春之歌〉不可否定》等文章，针对郭开的批评，对《青春之歌》和林道静形象的思想和文学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但是，粗暴的政治批评还是使作者感受到了压力，在心中留下了阴影。不久，杨沫根据批评意见对作品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其中最主要的修改是，为强化林道静与工农相结合、接受工农教育的主题，增加了她在农村生活的七章，描写了她与几个长工的交往；为强化时代背景和革命主题，增加了有关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章节，让林道静进入北大，去参与领导学生运动；此外，还对原版中一些被认为不符合革命者要求的生活细节作了删改。修改本于1959年12月出版。
对《青春之歌》的修改，文学史界一直有所讨论，而且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作者杨沫对自己的修改始终持肯定态度，并否定了屈服于批评进行修改的说法，但是，更多的批评家认为增加的章节游离于主题之外，并因其强烈图解政治理念而削弱了作品的真实性，人物的主体性较修改前显得更弱，人物原有的一些个性被完全淹没于政治宣传之中。从文学角度而言，这一修改肯定是失败的。
更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屈服于外在政治批评而不是出于内在的自我要求对作品进行修改这一行为，是违背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的。这一方面反映了50年代文学生存环境的艰难，政治批评规范对作家创作的巨大束缚，同时也从反面证明了作家自主性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后来，有人将这一现象命名为“《青春之歌》修改现象”，其内涵指的是巨大的政治压力，往往会导致作家艺术个性的消弭，最后走向毁灭性的自我否定。
“**”后，杨沫还创作了《青春之歌》的续篇《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构成了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三部曲，但影响远不如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