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创业史》的厚重历史感不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带有南方文化的轻灵感，显得活泼轻俏。作品分正篇和续篇两部分，正篇从1956年开始创作，出版于1958年，续篇出版于1960年。作品主要描写的是湖南一个名叫清溪乡的偏僻山村从建立初级社到组建高级社的过程，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于乡村生活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对于农民思想观念上的巨大冲击。
小说的主题也是歌颂农业合作化运动。单一的主题，限制了作品表现生活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它难以达到真正的现实主义高度。而且，作品中的某些描述也带有图解现实政治政策的明显局限。不过，作品更致力于对现实生活变迁的真实写照，“总是力求透过一些看来是很平凡的日常生活事件，来显示出它们所蕴藏的深刻的社会意义，透过个人的生活遭遇和日常言行，来挖掘人物性格中的社会内容”[24]。因此，作品的生活感性色彩远远超出了理性色彩，从这一点上比较真实和丰富地反映了生活。
作品的最大价值，不在于它对各种政治矛盾斗争的描写、对现实农村政策的歌颂，而在于它对于农村生活细节的真实描绘以及对于富有特色的湘中地方人情世故的渲染和呈现。
其一是对于地方自然风情的真切描绘。作品“善于用寥寥几笔，勾勒出一幅幅饱含着诗情画意的风景画和风俗画，使全书抒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弥漫着清新的泥土芬芳，呈现着明丽的地方色彩”[25]。“夏夜的凉风，雨后的田野，带着露珠儿的楠竹，散发清香的茶子花，发出悠徐匀称响声的啄木鸟……”[26]典型的湘中乡村风光，清新细腻、富有抒情味的笔调，使人不自觉地沉浸到美丽的自然世界中，呼吸到带有泥土味的清新空气。
其二是对于地方风习的描摹和对于乡村伦理的展示。作品对带有浓郁湘中地方风味的日常生活习俗作了精细的描绘。如摆放着各种农业用具、悬挂着各种主粮杂食的堂屋，如“碗碗都不离辣椒”的典型湖南菜，等等。这给作品带来了浓郁的地方风土气息，也显示了很强的细节真实性。作品侧重于对乡村伦理的展示。农村社会中复杂而又单纯的人际关系，包括邻里关系、家庭关系和爱情关系等，以及这些人际关系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冲击下的变化和特点，均得到了形象地表现，如刘雨生的夫妻吵架及其与盛佳秀的爱情描写，陈先晋的家庭矛盾，盛淑君的爱情纠葛等，都体现着一种生活化和乡土化特点，渗透着浓烈而丰富的乡土人情气息。而且，作品中的许多人物形象，也融合在各种乡村生活关系中，体现出很强的乡村文化色彩。如作品中代表着党组织的女干部邓秀梅，她身上就浸润着乡村伦理气息，相当朴实可信；另一个党员干部李月辉也一样，他的气性平和的“婆婆子”性格，在作品中被描写得真实且富有感情，体现出乡村伦理的文化色彩。
方言土语的广泛运用，更加强了作品的乡土气息。《山乡巨变》的人物语言中多带湖南方言，这些语言与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点非常吻合，准确洗练、生动活泼。《山乡巨变》是周立波继《暴风骤雨》之后创作的又一部以方言口语见长的优秀作品。
其三是许多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其中最突出的是“亭面糊”盛佑亭，这是一个典型的湖南老农民，在他的身上带有许多旧的思想和生活习惯，个性相当鲜明真实；再如同样是老农民的陈先晋，农活精致，对于土地有着非常的眷恋感情，在这个形象上，真实而深刻地表现出了中国农民与土地的深刻关系。此外，大胆泼辣的女青年盛淑君，落后贪婪的“菊咬金”王菊生，“秋丝瓜”张桂秋，及其好吃懒做的张桂贞等人物形象，也都塑造得形神兼备，各具性格。
《山乡巨变》的不足之处首先是没有表现出生活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其次，结构比较松散，作品覆盖的时代和社会范围相对狭窄。但作品中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对乡村伦理关系的细致书写，以及对美丽自然风情的深情描画，使它具有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50年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与现代社会对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多有相悖，政治实用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使这一运动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存在不少问题，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以歌颂这一运动为主旨的上述三部作品的基本思想价值，决定了它们在表现生活和揭示生活规律上不可弥补的失误和肤浅。这些失误和肤浅反映了作者们的思想局限，更体现了时代政治文化的强烈制约。因此，曾经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不可能得到非常真切而深刻的表现，这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大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