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1931— ），祖籍山东平原，生于天津。《在悬崖上》创作于1956年9月。这篇小说同样涉足个人独立的情感空间。“我”与妻子的婚姻看起来幸福美满，政治上进步、生活上关心“我”的妻子在“我”的眼里简直无可挑剔，但这只是在社会强大“超我”控制下的意识层面上的认识，在潜意识层面事实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为“我”自己所不能觉察的、无法名状的“爱”的匮乏和渴望。活泼美丽的加丽亚的出现犹如一道闪电照亮了这种渴望。加丽亚象征着一种完全不同于“我”现在刻板生活的、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生活状态，这种生活正是“我”内心深处所渴望的，因此“我”的越轨是在所难免的。但“越轨”又是不被允许的、危险的（“在悬崖上”）。那么将这种非法的越轨行为置于中国传统的“女人祸水”的叙事模式中，无疑是安全和有效的。当“我”被确认为是一个“半路上贪恋一株新异的花草，忘了路标的指示”的一时糊涂的浪子的同时，也就预示了后来的顺理成章的回头。但叙事还是存在着漏洞，“浪子回头”的直接原因是加丽亚拒绝了“我”的求婚，而不是后者的“悔过”，这样一来，读者不禁要问：“假如加丽亚不拒绝的话，那结局将会是怎样呢？”叙述者显然也意识到这样的漏洞，唯一的弥补办法便是封死加丽亚接受“我”的求婚的可能性，将加丽亚塑造成一个从不考虑结婚、惯于玩弄男人的道德堕落者（在此之前就曾因为作风问题受过处分）。也就是说，只有将加丽亚彻底妖魔化，才能圆满地完成“我”最后的回归，也才能警示越轨的行为不仅是非法的，而且对越轨者自身也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只有迷途知返才能重新获得家庭幸福。
小说事实上可看作当时知识分子处境的微妙的象征。故事结局的浓厚的说教味，无疑显示了意识形态规约对叙事行为的控制，但文本叙事巧妙的双重视角的设置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这一规约的疏离。小说的情节全部由主人公“我”来叙述，而隐含作者（邓友梅）只是个完全外在于故事的听者，他不发表任何对故事的评价。这样的沉默已然表明知识分子叙事人独立意识的存在。如果我们将《在悬崖上》双重叙事视角的运用和方纪创作于1957年下半年的小说《来访者》中的双重视角的设置相比较，这一点将看得更加清楚。
陆文夫（1928—2005），江苏泰兴人。他的《小巷深处》是“百花”文学中一篇取材相当独特的作品。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妓女徐文霞。作者通过她的新生活来歌颂新时代、新社会。新社会不仅使徐文霞获得人的尊严、自食其力的生活能力，而且还赐予她纯洁的爱情。但小说没有停留在对这一时代主题概念化的图解上，而是始终围绕着徐文霞的命运遭际展开。徐文霞告别旧日的阴影走向新生活的过程被表现得异常曲折和复杂。女主人公的恋人张俊的情感世界也表现得比较真实、自然。当徐文霞告诉他自己的身世后，他先是震惊、矛盾、踌躇，但最终小巷深处还是再次响起他敲击徐文霞房门的声音。这并非出于一种政治觉悟和阶级的道义，而是基于他对徐文霞外表和内心之美的倾倒以及他对两人之间纯洁爱情的理解和珍惜。小说还在歌颂“新社会新道德”框架下将笔触伸向对爱情婚姻的道德伦理思考，尝试在政治文化空间外为爱情的描写开拓一个新的领地。但对时代主题的拘泥必然使这种探索浅尝辄止，比如小说虽然写出了传统的贞操观念在走向新生活的徐文霞心灵上投下的阴影，却没有同时表现出张俊对这一观念艰难超越的心理过程，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超越往往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
这些描写爱情生活的作品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之所以有价值，不仅是因为表现了人情美和人性美，更是因为爱情、个人内心情感生活已然是这一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保持独立意志的最后的浪漫领地。从这个角度而言，“百花”时期表现个人情感的小说与“干预现实”的小说实际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