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1930— ），祖籍江苏盐城，生于上海。李国文的小说《改选》的情节非常简单。主人公老郝是一个兢兢业业、脚踏实地为大伙办实事的工会主席，但在崇尚空谈、浮夸、政治挂帅的年月里，他显得极不合时宜。他的职务每况愈下，最后在工会改选中竟未被指定为工会委员的候选人。但大伙却都在选票上写上他的名字，他以压倒多数的票数再次当选。当大伙准备向他祝贺时，却发现他已经死在改选会场的座位上。
小说更值得称道的是对当时流行的审美范式的冲击。老郝实际上是个悲剧人物，但自始至终以喜剧的形态出现。他婆婆妈妈，甚至有点窝窝囊囊，对于政治机体中恶劣的作风、对于加诸自己的不公正的待遇不是抗争而是容忍、承受。他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弱者的形象。尤其老郝在最后时刻死亡，这个被称为“阴冷的结局”的结尾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几乎绝无仅有，即便是“百花”时期尖锐地揭露社**暗面的作品，也大多要安上一个预示着光明的尾巴。在流行的叙事惯性中正面英雄人物一般是不死的，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慷慨悲壮。但小说却这样描述所要肯定的正面人物老郝的死：“他两眼木呆呆地瞪着，发僵的嘴唇在流着口涎”，这个不体面的死亡场景与群情振奋、掌声雷鸣、充满了对英雄的期待的改选现场形成鲜明的反差，造成一种带有强烈黑色幽默色彩的喜剧效果。老郝到底不是英雄，尽管他差点成为代表群众利益、与丑恶作斗争的英雄（一如一些“干预生活”作品中所倾力塑造的正面人物那样）。在关键的时候他逃脱了，他无力担此重任。他的死宣告了英雄的缺席，也完成了对这个“英雄时代”的反讽。
宗璞（1928— ），原名冯钟璞，原籍河南唐河，生于北京。《红豆》采用倒叙的方式，叙述国民党败退前夕北平女大学生江玫在跟随恋人去美国还是留在祖国“投身革命”之间痛苦抉择的故事。在个人情感与革命事业的矛盾中，选择后者而舍弃前者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小说普遍的叙事模式，《红豆》的叙事也无法摆脱这一时代定规，但却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情感自身的逻辑。江玫与齐虹之间固然因为人生观、政治立场的不同而使爱情日益显露裂痕，以至每一次见面都免不了争吵，但江玫又“遏止不住地愿意和他在一起”。在走和留之间江玫虽然果断地选择了留，但却难以摆脱心中的痛楚，在与齐虹最后告别时，她嘴上对齐虹宣布“我不后悔”，心里却觉得“天旋地转”“好像有千把刀插在喉头”。多年以后已成为一个“好的党的工作者”的江玫面对当年的信物红豆还感伤得“泪水遮住了眼睛”。叙事显示了个人情感与历史抉择之间的契合，却也表明这种契合还无法做到严丝合缝，其间尚存一些缝隙，而这种缝隙是不被时代所允许的。小说发表以后受到将近一年的批判，当时最具“战斗力”的批评认为“作者的感情完全被小资产阶级那种哀怨的、狭窄的数不尽的个人主义感伤支配了”[11]。
小说事实上还存在另一个一直被遮蔽的视角，那就是隐含的性别叙事视角。引导江玫走上革命道路的是“姐妹情谊”（肖素给予她的无私的帮助与感召），而不是爱情的力量。相反，她与齐虹的爱情一直是她革命道路上的障碍。她最后决定留下来，很大的原因是齐虹往日温柔的呢喃（“我救了你的命，知道吗？小姑娘，你是我的。”）和临走前“一字一字”地说出的“我恨不得杀了你，把你装在棺材里带走”。女性独立的主体意识促使她对齐虹说出“我不后悔”，但作为一个女性，她内心其实又很难彻底挣脱对爱情，对浪漫、英俊的齐虹的依恋。她的痛苦反映了女性辗转于旧的家庭角色（“什么都扔了”去美国依附于齐虹）和新的社会角色（留下来走“我的道路”）之间的两难困境。
另外，小说所呈现出的“淡淡的哀愁”的审美格调和抒情状物的浪漫主义色彩，为作品增添了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