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开始前的一年多时间，通常被称作“百花”时期。在这期间，以《人民文学》为主，包括各地一些文学刊物相继推出一批在思想和艺术上对前一时期公式化、概念化的文学模式有所冲击的作品。当然这种冲击是有所顾忌的，创作主体努力在“党的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与维护个体精神独立之间寻求协调的可能性。即便如此，这批作品还是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批评，到了1957年下半年“反右”运动中更是被斥为“逆流”“毒草”，招致长达20多年的禁锢，其作者也大多受到牵连、迫害。由于时间短暂，这些小说几乎都是短篇，较有影响的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改选》《红豆》《在悬崖上》《小巷深处》《美丽》《幸福》《田野落霞》《西苑草》《爬在旗杆上的人》《马瑞的堕落》《灰色的帆篷》等。本节选取其中几篇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影响，同时在主题探索与艺术表现上取得一定成就的作品作一些简单的评析。
王蒙（1934— ），原籍河北南皮，生于北京。《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叙述刚走出校门不久的林震，带着对革命事业的一腔热情和对党的领导机关的神圣想象，来到区委组织部门工作，却发现一切并非如他想象的那样。小说通过林震的主观感受叙述了他对新的环境的困惑，他与组织部领导、同志之间的摩擦以及他基于内心真诚的理想、热情而作的努力。这篇小说被认为尖锐地揭示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官僚主义、干部革命意志衰退现象。作品的重要人物刘世吾成了“官僚主义者”的代名词，而林震则是与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先进人物。作品发表后引起长久的争议。尽管这种注重“客观反映”的解读也许正符合当年作者“干预生活”的创作初衷，却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即作品对林震个人主观感受的重视，这事实上也是作者的主观感受。而忠实于自己主观感受的创作可能会导致作品客观上超越作者创作的初衷，于是这篇作品客观上表现出来的主题意蕴就可能并不这么单纯。
小说主题意蕴首先与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刘世吾的形象密切相关。刘世吾不同于一般的昏庸无能的官僚主义者。他精明、能干，目光“聪明”“锐利”，他只要“一下决心，就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出色”。看人看事更是入木三分，明察秋毫。但他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就那么回事”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这使林震十分困惑。但这个冷漠、高深莫测的刘世吾却不时在林震面前**出自己性格的另一面。在一个雨夜的小酒馆里，他向林震透露了自己革命生涯的起点——多年前在北大校园的生活：“那时候……我是多么热情、多么年轻啊！我真恨不得……”一向冷峻的他在说这话时竟然“脸微微地发红”。而现在只有在阅读小说时才能再现当年的这份热情，他贪婪地阅读“小说、诗歌，包括童话”，“最喜欢屠格涅夫”。经常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开夜车读小说，四本《静静的顿河》竟然一个星期就读完了。“‘当我读一本好的小说的时候，我梦想一种单纯、美妙、透明的生活，我想去做水手或者穿上白衣服研究红血球，或者做一个花匠，专门培植十样棉。’他笑了，不是用机智，而是用心。‘可还得做什么组织部长。’他摊开了手。”显然正是现在的这种与“单纯、美妙、透明的生活”相对立的组织部长的生活将一个朝气、纯洁的青年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在现实的麻木与冷漠中他只能到小说中去寄予“生活在别处”的幻想。这一切都说明他身上深厚的知识分子根性。在林震的心目中他与韩常新们是完全不同的，他并没有和林震构成对立；相反地，他与林震之间更多的是心灵的接近，否则，他这样一个世故的人是不会轻易向自己的下属、一个初来乍到的毛头小子**自己的内心的。也许在林震的身上他看到了自己无限留恋的过去，那么，刘世吾的现在是否就是林震的未来呢？我们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