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朦胧诗”来，中国当代“意识流”小说的现代性探索就更为表面化和形式化。80年代在评价当代“意识流”小说探索时，人们使用了“意识流小说的东方化”这一提法，并从正面加以肯定：“东方化的过程是中国习惯审美方式与西方新表现技法的结合。其特征在于显出民族审美文化心理的印痕。中国式意识流小说对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改造起到促进的作用。”[17]但透过这种评价也正好可以看出，以王蒙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探索，着力点是落在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技巧性引进方面，其所表现的时空错置、穿插，意识片段化、繁复、跳动不定，基本是通过将原本理性、逻辑、有序的创作构思，有意拆成一些或大或小的片段，加以错位放置。
当然，80年代中国“意识流”小说的探索，不可能是单纯技巧性的，它毕竟冲击了僵化已久的小说叙事模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特定的叙事方式总是与特定的观察世界、结构世界、表现世界的方式相联系的。按西方当代哲学和叙事学的观点，作为形式一极的“怎样说”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内容的“说什么”。所以，虽然人们可以对“意识流”进行技巧性的剥离，但是这种剥离不可能是纯粹、彻底的。这样，意识流小说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形式，其对世界的纷杂、变幻无穷的感觉，就既会通过汉语写作的借鉴，更会通过对相关西方作品的阅读影响中国作家以及读者。另外，中国作家借鉴西方意识流叙述的同时，不仅其他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样式也同时被介绍进中国，甚至像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观念，也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正是由于这多方面的文学、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到了1985年左右，中国文学的叙事就发生了全方位的革命性变革。
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小说叙事发生了全方位性的变革，毫不夸张。年轻作家以新颖的姿态崛起，中老年作家也一改以往的写作套路，给人以耳目全新之感。如残雪的梦魇般的叙述，扎西达娃的“隐秘的西藏岁月”的建构，宗璞等的荒诞小说，韩少功等的文化“寻根小说”，陈村“张三系列”的冷叙述，马原的“叙述圈套”，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王蒙的《来劲》《一嚏千娇》等，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面对这似乎是突如其来的小说叙述的千变万化，很难找一个实质性的概念加以概括，于是编选者、评论家们，就将其含混地统称为“新潮小说”“先锋小说”或“探索小说”。它们的写作动机和叙述手法虽各有不同，但其所表现出的求新、求异、求变的叙事姿态则是一致的。从当时和后几年的小说创作情况来看，在这新涌起的叙事变革大潮中，可以概括出三股主要的文化思潮性的流脉，即“文化寻根”小说、“先锋写作”和所谓的“现代主义”或“现代派”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