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看现代诗歌探索的另一端——“第三代诗歌”。1986年“第三代诗人”们刚一出现，立即就把反叛的锋芒对准了他们的诗坛兄长——“朦胧诗人”，“打倒北岛”成了他们共同的旗帜。然而在80年代，不同立场观念的人都把其视作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进一步扩展，而且也的确可以在“今天诗派”与“第三代诗人”之间找到不少相关之处。
早在80年代初期，“第三代诗歌”就以“校园诗歌”的形式开始酝酿并活动了。1981年年初，甘肃的《飞天》率先办起《大学生诗苑》，随后《诗潮》《诗林》《青年诗人》等刊物，也相继开辟了大学生专栏。[16]在这些专栏背后是遍布各大学校园的各种或松散，或紧密的民间文化社团或沙龙。也就是说，“第三代诗歌”也经历了由“地下”转到“地上”的过程。另外，“第三代诗歌”崛起的主要策划者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将“朦胧诗歌”的探索意义，明确推向现代主义一极。而在1986年他更直接以“现代”一词作为旗帜，将新一代诗人集结起来隆重推出。所以无论是这种联系性还是“第三代诗歌”本身内容和形式的怪异，都使其具有了相当的叛逆色彩。不过与以“今天诗派”为核心的“朦胧诗”的叛逆不同，“第三代诗歌”的政治反叛性大大弱化了，文化反叛色彩更加强烈。它不再是一种由政治—文化废墟中伸延出来的重建新型秩序的文化努力，而是一种颠覆现存文化秩序的文化“哗变”。所以把“第三代诗歌”与“后现代”挂上钩是有其合理性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西方“后现代”与“现代主义”之间既联系又断裂的悖论性关系在中国的表现。但是在西方世界，“后现代”文化是对已经发展了近百年之久的“现代主义”的反叛，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以启蒙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文化才重开不久，“现代性”更是一个未竟的事业。因此，80年代把“第三代诗歌”纳入现代主义的范畴，远比90年代将其视为消解意义、平面化的“后现代”文化现象更符合中国的现实，也更为深刻。其道理正如西方世界的先锋艺术，早在20世纪初就全面兴起了，但直到六七十年代它们才被纳入“后现代”范畴，而当初其性质只能是现代主义的。
文学创作方面呈历史递进性的“现代主义”探索的第二个流脉表现在小说叙事的变革上，即“意识流”小说→“新潮小说”→“先锋写作”→“新写实”。整体性地扫描这一过程，不难发现80年代中国文学的叙事，大致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由现代形式的借鉴，到现代人之存在的呈现，再到叙述形式本体的张扬，最后重归故事、重归写实。这一过程最后的归宿前面已经讨论过，下面就前三个过程进行一些分析。
中国当代意识流小说的探索是从1979年王蒙写《夜的眼》开始的，大约在1983年达到了**。这一阶段文坛上的带有现代主义探索倾向的主要表现还有，高行健的现代实验戏剧和以“朦胧诗”为代表的诗歌现代主义探索。在这三者之中，“意识流小说”、诗歌“现代主义”探索，相对显得更为人多势众，也更广为人们重视，而现代实验戏剧的探索就显得势单力薄，社会接受面也相对狭窄。这里有文体差异的因素。戏剧属舞台表演艺术，创作、演出和接受都比小说和诗歌有更多的限制。但也有更为复杂的历史原因。将当时这三种形式的文学“现代主义”探索相比较可以发现，唯有高行健的现代戏剧探索演变得最快，也更为接近西方现代艺术展现人之荒谬存在的特点。从“今天诗派”起步的“朦胧诗”本身就更为接近以往诗歌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其“现代”因素主要体现为与内容相对的外在形式的革新，加之社会接受宽容度的增大，被逐渐体制化，所以较容易得到各方面的喝彩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