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现代主义”是80年代最重要的“关键词”。从1978年年底“今天诗派”的诞生，到1989年年初的“中国现代艺术展”，“现代主义”的探索、引进、实验，此起彼伏绵延不绝，“现代主义”或“现代派”几乎成了无所不包的网，把所有带有新异特征的文化行为和样态一网打尽。“现代主义”或“现代派”之所以会成为80年代的代表性字眼，与两种相异的文化心态的共同作用有密切关系。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走向世界的欲求心态的推动下，现代西方的各类文艺作品、文化哲学著述，才被成批量地翻译介绍进来；本土各类现代形式的创造、实验，也才被趋之若鹜，花样翻新。如果要追问究竟是人们求新、求变、走向世界的推动力，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流行作用更大，还是思想解放、艺术解放要求的作用更大，是难以回答的。因为思想解放往往就融于前者之中，很难将两者分开。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持续的解放动力的推动，恐怕中国8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之盛，是要打一定折扣的。而思想解放的动力，不仅来自对“**”的反叛，也不仅融于求新、变异、走向世界的欲求，更持续产生于冲破各种当下的思想控制和艺术禁锢之中。也就是说，必须不时有反向压力的存在，“现代主义”的大戏才可能以巨大的规模在80年代中国持续上演。而这种反向压力就来自于体制意识形态的文化整合的需要，这就是推动“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第二种文化形态。除了这两种正反互动的文化形态外，现代主义在80年代文化界走红，还与当时意识形态容纳异质文化要素的空间有限不无关系。例如，不少在80年代被体制视为洪水猛兽的现代艺术探索，到了90年代都蜕变为畅行无阻的青年时尚追求。这种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并与其他文化艺术门类共享同一称号的文学现代主义自然是难以把握的，也许可以从创作流变和理论倡导（争鸣）两大方面作些分析。
创作方面首先表现为诗歌的“现代主义”探索。其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今天诗派”的诞生→朦胧诗的兴起→“第三代诗歌”的哗变。以往文学史强调的是这一过程（包括诗歌本身的探索与理论的争鸣）的思想解放和对当代诗歌“现代诗”走向的意义，虽然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否定这些意义，但是也许更应该重视它们所内含的时代思潮转变的更深层的话语功能性。将“今天诗派”“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联系在一起，统称为诗歌界的现代主义探索，固然不错，但是其头尾两段则伸向两个不同的时代。“今天诗派”上连接着“**”时期隐秘的诗歌创作，“第三代诗歌”则具有相当浓的“后现代”色彩。当时新诗潮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兴起时，人们对其的普遍称谓是“朦胧诗”，而“今天诗派”则少为人知。当初历史选择“朦胧诗”这个名称而冲淡了“今天诗派”，看似是历史的偶然，但在一定意义上，或可以解释为前者更具现象的包容性，而后者所能指称的范围则相对狭小，但实际却隐含着意识形态合力的无意识选择：选择含混中性的词语[15]，放弃明确冲击性的称谓。从众多方面来看，“今天诗派”是“**”时期隐秘的诗歌创作的结晶，因而它自然秉承了其探索的反叛性，不可能是单纯形式性的文学现象。不仅如此，为“今天诗派”提供了正式成立并使其从地下的秘密状态变为社会公开存在的时代契机——“拨乱反正”——在相当程度上也受民众自发的反“**”情绪所推动，所以“今天诗派”的诞生，也不可能不带有政治反叛性。然而民间自发的反叛性的文学探索，具有双重冲击力，反叛“**”文化和对正在重新整合的体制的冲击（这既由大胆的诗歌形式和内容探索所致，更内含于它自发的结社性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