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3-11可以看出：与第二次筹备会议议定名单相比，社教社、国立中山大学董事名额保持稳定，而三方之一的广东省教育厅名额因行政职务人员调整而变化较大，原广东省教育厅厅长黄麟书被现任厅长许崇清所替代，常务理事亦随之发生变更；徐锡龄亦因调至私立岭南大学任教授成为聘任理事，替代原计划名单中的邹海滨；而原来教育厅理事名额被继任科长刘蓉森所填补。“嗣以政局关系，黄麟书、徐锡龄、冯锐先后离职，广东省教育厅改派许崇清及刘蓉森为本区理事，董事会并推许崇清为常务委员之一，再聘徐锡龄为本区董事，仍兼区副主任。”[115]社教社三名董事中，钮永建、俞庆棠均为洛阳实验区董事会的核心人物，从客观上保证了花县实验区顶层设计时可以全面、完整汲取社教社洛阳实验区实验心得。很有意思的是，在第二次筹备会议中，常务董事名额名单中梁漱溟为社教社正式人选，俞庆棠以括号中的备选名单出现，到了正式董事会名单公布时，俞庆棠成为常务董事。按照董事会规定，常务董事产生是董事从合办单位人选中推选，并征询该人同意后确定，依梁氏在社教社第二届、第四届年会时“舍我其谁”的热烈表现，对于此事他应该顺水推舟，担任该实验区的常务董事。这个细节再一次传递着梁漱溟作为社教社的常务理事，对该社事业进展已远不如之前热衷。究其原因，应与他对乡村建设的理念与社教社渐生间隙有直接关系，他对社教社第三届、第四届年会中心问题的评价，亦佐证了这一论断。
按照总体设计，实验区开办费由社方担任，经常费由国立中山大学及广东省教育厅互商分担。此外主任干事一人薪金，除由经常费负担三分之二外，另由社教社在年会存款中负担三分之一，二年为限。筹备会专门列出实验区开办第一年的经常费预算16800元，分俸给、办公、事业三项，平均每月支出1400元，进行了专门别类、事无巨细的顶层规划，如表3-12所示。
表3-12 花县实验区经费预算表（1936年7月—1937年6月）[116]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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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2显示，筹备委员会对实验区的经费预算是按照比例分配，薪金占了总经常费的55%，办公费为10%，事业费为35%，主要参照教育部对社会教育中心机关——民众教育馆经费比例的规定：“民众教育馆经常费分配之标准，薪工不得高于50%，事业费及设备费不得低于40%，办公费10%。”[117]12月8日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社教社总干事俞庆棠亲自到会，通过由社教社补助经费500元作为临时经费开支决议。[118]实际上，随着实验区组织系统发生变化后，花县实验区经费预算亦发生了变化，每月总预算为972.22元，比原预算770元高出200元之多，支出分为四部分：（1）俸给费为486元，其中主任干事为80元（社教社补助小洋60元不计入）、干事306元（月薪63元1人，56元1人，49元3人，40元1人），助理干事73.5元（月薪28元2人，17.5元1人），工友工食为26.5元。（2）办公费为70元；（3）购置费为15元；（4）事业费为401.22元，其中乡村青年学校205元、实验乡村基础学校66.4元、乡村事业辅导处为129.82元。调整后的薪工费、办公购置费、事业费比例分别占总比例49.99%、8.74%、41.27%，符合《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中的经费比例分配，保障了实验区事业实验有序开展。
与洛阳实验区相同的是，社教社对花县实验区给予舆论上的支持，在社刊《社友通讯》上刊登花县实验区的各类进展文章，还专门在第5卷7、8期合刊推出“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专号”。专号中还专门刊登一首署名“南”的小诗：“在南国，耕耘这一角之地，撒下些有用的种子，想叫它负起应负的责任。可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所有的，只是——热情，真诚的心，书生的理想。谨将此小小的专号，献给热心民教，从事民教的社友们，敬盼着给我们以指正！”[119]花县实验区于1937年1月24—25日正式开幕，举行各式展览（工作、农事和卫生展览），并进行民众体育比赛、演说比赛、游艺表演、幻灯放映等，典礼极为隆重。
图3-13 《社友通讯》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专号书影（1937）[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