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经过两次筹备会会议，崔载阳乘赴北平参观之便，本着“诸事具绪”的豪迈心情，专程到无锡与社教社常务理事俞庆棠、赵冕商定主任干事人选问题，决定聘请王璋女士为主任干事，并请邵晓堡、陈益华担任干事[103]，“希望能协同王女士下旬南下，尽快开始工作”[104]，急迫推动实验区心情，跃然纸上。按照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实验区将于6月1日开始办公，并已派人赴增城镇龙专事调查，为草拟工作计划标准作准备，计划9月1日正式成立实验区。可惜，“至九月间，调查始蒇事”，“九月二日，我们一行北来者抵粤，当时闻得镇龙区址，正在变更期中，遂追寻各先生所选看之各地，花县之平山、两龙，新民埠；最后亦去增城县之增龙及朱村，总觉得各地条件，不合乡教区筹备会议时所定之选区标准”，“九月十三日，到花县之龙翔市，调查结果，多数条件，尚合于选区标准，遂以最后看到之地点，而决定作为区址”[105]，实验区相应更名。《国立中山大学日报》亦持相同报道。[106]很有意思的是，《社友通讯》上却用“因种种原因”[107]一带而过。实际上，选区标准早在筹备组第一次会议就公布，先后还比较了数处地址后选定增县龙翔，且已在此处开始数月筹备，印章及其他均以备案，此时更址给出“不适符董事会选址标准”理由，难免给人牵强之感，或许人事变革是主因，有待进一步探究。
实验基本区及扩充区亦随之发生变化：“甲、以龙翔为中心，周围村落自成一社会单位者划为基本区，共三乡一镇二附庄。乙、以龙翔为中心，划周围十里内外之村落为扩充区，共包括二十三乡三镇。”[108]也就是说，花县实验区包括基本区和推广区，其事业实验“这个实验区的做法和一般乡村教育及乡村改进事业等来比，有很多不同，她的路线是：一、训练乡村青年干部，培养农村自力再造之中坚人物；二、试办乡村基础教育，建立农村文化中心之一元机体。她预计在三年之内，在全区二十六乡镇里面，最少须训练出二百个男性青年干部，分布全区各村庄；来做乡村自力引发的根苗”[109]。实际上，9月16日部分工作人员陆续下乡，筹备一切，10月1日开始正式办公，之后尚有工作人员陆续到达，直至11月15日，方才“阵营扎定，全部人马齐备”。与之前的增城实验选址相比，实为仓促。工作人员初到龙翔，“当时什么都没有，只能做些眼看口说的工作，巡游各乡村，谈谈乡情，做做朋友，除此之外，尚得煮饭洗衣”。总办事处设在跃云书院，因该处原系驻扎军队之用，“乡村人民，对于我们的说法，是男先生教男乡民当小兵，女先生是教女乡民做兵婆”[110]，工作人员最终通过与区乡镇长频频“上茶楼”，打开了工作局面。
表3-10 花县实验区干事分工及下乡时间一览表（1936）[111]
续表
实际上，董事会人选亦在变化之中。第二次筹备会议推定董事会及区主任人选：“一、董事：（1）萧冠英、郑彦棻、崔载阳（国立中山大学）；（2）黄麟书、黄希声、徐锡龄（广东省教育厅）；（3）梁漱溟、钮永建、俞庆棠（中国社会教育社）；（4）邹海滨、钟荣光、林励儒、晏阳初、金湘帆（聘任董事）；二、常务理事：邹海滨、黄麟书、梁漱溟（或俞庆棠）；三、实验区主任：崔载阳为实验区主任，徐锡龄为副主任。”[112]1936年10月22日，花县实验区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国立中山大学办公室会议室召开，追认广东花县龙翔为本区区址，并定名为广东省教育厅国立中山大学中国社会教育社合办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董事会暂设在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教育研究所内。[113]董事会成员组成发生了些许调整，如表3-11所示。
表3-11 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董事一览（1937）[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