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建设辅导：（1）有健全之集体组织能随时应付各项问题；（2）有活跃之青年组织全体青年少年均参加；（3）有坚强之全村组织全体成年均参加；（4）农村自治精神能充分发挥；（5）全乡充满民族自卫之意识与情绪；（6）全体乡民均积极向上并互助合作。
三、经济建设辅导：（1）全体农家生活安定而无恐慌；（2）乡区农事在整个计划之下接受科学方法；（3）全乡共同倡导副业二三种；（4）有进步之合作组织全乡农家均参加；（5）有流通农村金融之组织与方法；（6）对水利之改良有可能之规划与进行。[131]
从乡民和乡村训练最低训练标准规定看，乡村基础学校不仅为设施乡村基础教育机构，还是乡村文化的中心机关，是乡村社会事业（如合作、医疗、卫生、自治等）的推进中心，担负着策动乡村再造和复兴民族的责任。由此，实验区规定乡村基础学校以生产劳动和实际生活体验为中心，进行如下单元设计：“以乡村生活及国难教育为出发点，以乡村建设（经济、政治、教育、保健）复兴民族为进行目标，一切课程编制、教材内容、教学方法、学生活动、社会事业之设施，均由同一起点出发，向同一方向进行”[132]。乡村基础学校的教育方式分为定式和非定式两种，前者系学团式，包括普通学校教育、民众学校教育，又分为基本学团和非基本学团两种。后者非定式则根据民众实际活动而施教，包括社会事业及一般建设，为了养成守纪律及团体生活的习惯，非定式教育一般采取集体方式进行。具体分类如表3-15所示。
表3-15 花县实验区乡民训练学团编组一览表（1937）[133]
必须指出的是，表3-15显示的学团种类，是一种理论构想，现实中不可能同时或全部开办。原计划儿童学团是半日在学，二年修业年限，而在实际运行中，“因为乡村的传统观念，以为儿童不入学校则已，一入学校，则必全日，且半日是不及全日的，于是在开始招生时即有种种怀疑，大家相率观望。而较有资产者则送其子弟入私塾，青年与妇女亦多趑趄不前”，经地方领袖劝导入学后，却发现儿童半日教学存在相当困难，“因半日在校，课程难免格外集中，儿童注意力自然不能十分延久。当初因为只顾到教师精力之分配于全制度，故儿童自发活动方面，用力自觉太少”，加上只有一个年级，“年龄太小，分组学习，又缺乏领袖之导生人才，效率因之较差”，由此，儿童学团取消了甲乙两种区分，全日在校，修业期限统一改为四年，其入学资格随之改为6～11岁学龄儿童。[134]揆之史实，花县实验区事业实验仅有基本学团中的少年、青年和成年学团，其他均未开设。在乡村基础学校里，这三种学团教学科目，采用混合编制，一切学习及作业活动，均以学团分组为本位，尽量发挥自教自爱自学精神。如少年学团开设国语、算术和体育三科，国语中以识字、习字、社会、自然、公民、劳作、卫生和音乐为课程要纲；青年学团、成年学团开设国语、算术和音乐三科，国语中以识字、习作、精神陶冶、民族运动讲话、常识、乡村建设讨论为课程要纲。后又增加妇女学团，其课程为国语、算术、书法、唱歌、家事常识和家庭问题，并规定实行导生制时，科目得酌量详列；每学团时间有余，得另列习字时间。实际上，实验区之所以如此规划，是希望能借此进行学制衔接打通的事业实验（见图3-15）。
图3-15 花县实验区乡村基础学校学制衔接设计图（1937）[135]
实际上，实验区主要实验事业是联合进行的，青年学校培养的青年骨干训练期满回乡后，组织乡村基础学校民众学校等各学团成员，组成乡村服务团，构建建设乡村的基本队伍。乡村服务团实施项目：一为政治训练，包括民族意识觉醒、社团生活训练、组织能力培养、时事问题讨论以及近百年来中日问题研究等；二为自卫训练，包括军事与救护训练、战事防术指导与训练、国术以及中国固有民众体育（如拔河、踢毽子等），借培养新的乡村政治骨干来改进乡村。综而言之，无论乡村青年训练，乡村基础教育实验，抑或乡村建设辅导实验，最终均落到了再造乡村复兴民族的政治问题，这就急需政府行政力的保驾护航，需各个机关的联合动力，但这种力量远远不及洛阳实验区。究其原因，或许与合办机关有多处实验机关精神不暇有关，且不论社教社正全力办理的洛阳实验区，广东省教育厅主办有多处社会教育实验区（如省立蓼涌、南岗、三郡、平洲、大沥、高增等），国立中山大学亦自办乡村服务实验区、与番禺县政府合办的龙眼洞乡村教育实验区等，难以集中主要精力去推进花县实验区事业实验。“各实验研究机构之工作，如青年学校之主办，……亦多有建树。惟以设置地址均在广州附近，敌人南进陷广州后，各实验区工作随而不能赓续进行”[136]，花县实验区事业实验陷入停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