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不管洛阳实验区，抑或花县实验区，其设立发展均与社教社历届年会（包括年会前后的理事会会议）有着直接关系。换句话讲，合办的实验区可以看作是年会结的一个果，与年会中心议题息息相关。如果说年会举办地点——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到珠江流域代表着社教社影响在地域上的扩大，“播下一颗种子”，那么，合办实验区则代表了社教社倡导的事业在该地域的生根发芽，真正地发挥着持之以恒的影响，将年会期间集聚的热烈氛围保持、渲染下去。
1933年3月18—19日，社教社理事会在南京举行第4次会议，钮永建、陈大白联袂递交“开发中原暨西北社会教育案”，提议社教社组织中原暨西北社会教育研究会，确定开发中原暨西北社会教育方案，并“由本社组织西北教育考察团，考察中原暨西北教育状况”。会上，高践四提出“请筹办民众教育实验区案”。“后者是中国社教同志为实验社教新路线起见，集合同志，从事专精研究与实验；前者指示创办实验区之境地，供给民教实验之新领域，这两个提案虽然出发点不同，但在实际上是有着密切关系，于是理事们即把筹办实验区与开发中原暨西北社会教育拉拢一起，混为一谈”[139]，当即形成如下决议：“推定赵光涛、陈大白、高践四（召集人）三人草拟具体办法，提交下次理事会讨论。区址定在洛阳附近，俾便于与中原社会教育馆联络办理，以开发中原社会教育”[140]。同年5月，在钮永建积极运作下，与陈大白勘察并初步选定洛阳县第三区作为实验区，6月5日徐州民众教育馆馆长赵光涛率同僚勘察该地。在此基础上，第二届年会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提交“积极筹办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案”，提案理由及办法如下：
主文：积极筹办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案
理由：中原暨西北为我国文化发源地，而今则民风闭塞，教育落后，仍停滞于封建社会遗型之状态中，为谋开放西北及中原计，创办社会教育事业，实乃治本之图。本社第四次理事会议集议于首都之时，曾决议开发中原暨西北社会教育，并筹设民教实验区于洛阳附近，于六月经钮惕生、赵光涛、陈大白等前往勘察区址，并详查社会情形，此事亟宜积极进行，促早日实现。
办法：一、大会推定专员五人至七人，组织设计委员会，计划一切创办事宜。
二、募集捐款，作为经费，并呈请教育部予以津贴。
三、其他各项即根据实际勘察报告办理。
大会经过讨论，决议“照修正案通过”，修订办法如下：（1）由理事会推五人至七人，组织设计委员会，计划一切创办事宜。（2）募集捐款，作为经费，并呈请教育部予以津贴；（3）其他各项即根据实际勘察报告办理。[141]对比原案，最大变化是由“大会推定”更改为“理事会推”，隐晦表明理事会作为年会核心话语掌控权的地位。年会过后，第六届理事会会议第三次会议按照第二届年会决议：“公推钮永建、赵光涛、王海涵、高阳、陈大白组织设计委员会，并推定钮永建召集，余两人于必要时由常务理事推定补充”[142]。由此，搭建起洛阳实验区顶层设计的团队。而这个团体的设计中心，体现了第二届年会中心议题“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的精神内核，实际上，洛阳实验区的开办，明确彰显了社教社“趋重乡村工作”[143]的工作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