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 作民：《中国社会教育社的第四届年会》，载《中国农村》，第2卷3期，1936。
[163] 第四届年会召开前夕，即1月17日、19日理事会第13次、14次会议先后通过新社员248名，90%以上为广州社员，其中第13次会议一次性通过200名，包括萧冠英、黄麟书、黄敬思等年会筹备会核心成员，《两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
[164] 晏阳初：《关于出席乡村建设学会会议等经过情形的报告》，见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一卷），377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165] “本年年会人员，计会员221人，内男会员184人，女会员37人，志云124人，内名誉筹备委员会14人，筹备委员会15人，各部干事共95人，合计会员职员345名。”《会议录：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结束》，载《国立中山大学日刊》，第2115期，1936-02-12。
[166] 蔡衡溪：《吾所望于本社第四届年会者》，载《社友通讯》，第4卷7期，1935；方惇颐亦表达了广东社员们的心情：“作者忝列本社社员，向来僻处南方，这次无须舟车之劳，而能参加这个轰动一时的盛会，瞻仰许多崇高伟大的学者，接近到许多埋头苦干的勇将，亲聆到各种鞭辟入微的谠论与切实宝贵的经验，那当然觉得是无上的光荣！”方惇颐：《第四届年会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4卷9期，1936。
[167] 崔载阳：《欢迎社友到广州来》，载《社友通讯》，第4卷7期，1936。
[168] 作民：《中国社会教育社的第四届年会》，载《中国农村》，第2卷3期，1936。
[169] 《工作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99～111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70] 《总干事俞庆棠先生社务报告》，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00～101页，广州，培英印务局，1936。
[171] 方惇颐：《吾所望于本社第四届年会者》，载《社友通讯》，第4卷7期，1936。
[172] 桐膺：《以民众教育助成地方自治促兴社会生产的我见》，载《社友通讯》，第4卷8期，1936。
[173] 如：“梁先生的‘新治道’，表面上看来好似尽善尽美，仿佛真可以令学众一踏而入‘自由平等博爱之王国’，但说穿了却也不过是孔老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把戏；梁先生的乡学与村学，虽然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衣，挂上了‘组织农民，教育农民’的新招牌，戳破了说，却也不过是现存秩序之巧妙的设计者而已”。千家驹：《中国的歧路——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兼论中国工业化问题》，《益世报·农村周刊》，第57期，1935。
[174] 理事会决定8月8日至12日在青岛举行第五届年会，并推定社员雷法章、杨展云、董渭川等为筹备委员，召集大会通知书已由该会理事会事务所发出。该届年会拟行讨论中心议题有3个，分别为“民众生产教育具体办法”“民众教育之范围”及“中国社会教育制度及政策”。《民教情报（四）：中国社会教育社将在青岛举行第五届年会》，载《今日之民教》第6期，1937。
[175] 《本社第十七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10期，1937。
[176] 《中国社会教育社通告一》，载《社友通讯》，第5卷11期，1937。
[177] 《通告一》；《通告二：征集第五届年会论文》，载《社友通讯》，第5卷10期，1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