揆之史料，第三组的人事变更，主要是组员尚仲衣的职务变动。有研究者指出孟氏1933年离职浙江大学转而办理民众实验学校，史实并非如此[62]。《中央政治学校校刊》第62期上刊登声明：“教育系系主任汪典存先生因病请假，遗职由本校大学部教育系教授孟宪承先生暂代”[63]，该刊出版于1933年9月1日，可见在此之前孟宪承已由国立浙江大学教育系教授转聘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教育系教授。孟氏与尚氏渊源颇深，“孟校长自奉到委任状后，即开始向各方物色专家，担任本校各种职务，除由校长自兼实验部主任外，先后聘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尚仲衣先生为指导部主任，……浙江大学教育系主任郑晓沧先生为教育学原理特约讲师”。[64]一年之后，在孟宪承的大力推荐下，尚仲衣“升擢校长，连任两年”。1933年夏，因教育厅长官的变动，做事较为“迂腐”但深得学生拥戴[65]的尚仲衣被撤换，由林本末继任，由此引发该校学生“换尚拒林”的学潮，长达四月之久。处于此学潮中心的尚仲衣自然没有余力兼顾起草议案，而一直施以援手的孟宪承、郑宗海亦随之情绪波动，加之孟氏代理系主任事务繁忙，第三组不仅放弃提案起草，第二届年会，作为理事的三人，均未出席。
理事会虽有“由常务理事，根据各组提案草拟具体方案”的决议规定，但常务理事接到一、二、四、五组提案后，“深感各案自成系统，归并不特不易，且亦无益”，不得已之下，只能采取各组派代表轮流发言，“一、二、四、五各组本宜依次付议，但细察各案，第四组与第一组关系较密，似宜连续讨论”，由此，理事会做了如下安排：“每组讨论时间以一时半为限，上午讨论一四两组，下午讨论二五两组”。[66]从该社记录整理的会议《讨论经过》看，不论是“关于理论方面”，抑或“关于方法方面”，与会代表召开的13个讨论问题，全部与梁漱溟报告有关，甚至对第四组提案的讨伐与否定，亦是从对梁氏观点认同的角度进行。第二、五组提案，均未涉及。围绕梁氏观点，与会代表的分歧充分展露。
由梁漱溟起草的第一组提案，实际上是借年会中心议题的壳，重申其乡村建设主张。梁漱溟从“民族复兴问题”“民族复兴之途径”和“乡村建设要点”三个方面展开，认为近代中国社会衰败的根源是中国文化的崩溃，“民族复兴有待于文化之重新建造”。他祭出“文化改造”大纛，用文化建造来实现社会组织的重构，复兴民族。对此，他专门做出如下解释：所谓乡村建设，“乃从乡村中寻求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其他一切社会问题之端倪。由此端倪之寻得，即新社会组织结构之发现”，“新社会组织结构之开展，以讫于完成，即文化建造成功，亦即民族复兴”，而乡村工作的开展，是大力发展乡农学校这个简易组织，“由此组织由外间最易灌输新知识，新方法或供给各种资料于乡村”，“由此组织而乡村内部最易引起多数人之力量，以渐形成一团体”。[67]梁漱溟开出的药方，是将文化改造作为乡村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关键。
梁漱溟提到的新社会组织和文化改造备受代表关注。借助秦运章、张永荣、杨效春等与会代表提问，梁进一步阐明他的乡村建设主张，如“新社会与新文化，两者并无分别，我们想做到的社会，是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之间的社会”。梁漱溟的回答遭到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陈东原、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邰爽秋等的质疑，陈东原称：“本席对梁案有疑问，最大怀疑，就是由乡村建设是否可以复兴民族，对梁案乡村建设要点中第一点民族自救运动最后觉悟，认为很对；但对于第二点则有疑问！因为乡村系受外力压迫而破坏，病源并不在乡村本身；而原案所称外间，究何所指？又所称简易可行，亦有疑问！”梁漱溟给予如下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