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二届年会起，开始注重提案形成的决议执行，会后事务所通知各地社员根据情况践行。揆之史实，大多参会社员返回社会教育一线后，结合本地实际，对大会决议身体力行。如北平市第一民众教育馆馆长戚彬如返平后，受年会中心议题“由乡村建设复兴民族”触动，认为“都市人民均为流动性，甚难普遍”，着手在“北郊南苑附近，择定一村，作为试验村”[86]，12月底，该馆附设的青龙桥乡村实验区成立，将乡村建设作为该馆重点工作之一，开始推行乡村社会教育。[87]此外，社教社还将一些重要决议案专函呈文教育部，请其通令全国，以期能在全国范围内对社会教育发展形成影响。“惟本社系一学术团体，实施推行，固为本社职责，提倡策励，须赖教育行政机关主持。故本社除将性质比较普通之各案，一并呈请外，其余如‘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实施要点’‘民众学校之课程标准’等，均拟专案呈请教育部采择施行。至由本社社员直接实行之各案，悉已分别通知，开始实行。各种委员会亦已组织就绪。”[88]社教社将大会决议以公函方式请各省市教育厅局“采择办理”，如“请各省市划区分期成立民众教育机关确定实施计划案”以255号公函、“请全国社会教育机关注重国际常识之灌输，俾一般民众周知国际情况案”以267号公函等，分呈各省市教育厅。揆之史料，前者有广西省教育厅厅长雷沛鸿、河南省教育厅厅长齐真如、河北省教育厅厅长陈宝泉及山西省教育厅、湖南省教育厅等五家给予回复，后者仅有河南、河北两家复函。从回复内容看，大多含糊其辞，态度模糊，环顾左右而言他者大有所在，以255号公函为例，广西省教育厅回复如下所示：
贵社第二五五号函，以本年八月在济南举行第二届年会，决议请各省市划区分期成立民众教育机关确定实施计划一案，请采择办理等由。准此，查划区分期实施民众教育，鄙省已有整个计划。鄙省教育同人，认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有同等重要，均为国民基础教育之一部分，经制定《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之五年计划大纲》，提出省府会议通过，颁行在案。规定以广西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为研究设计及训练人才之中枢机关；以省立民众教育馆为实验民教之实施并负责规划及辅导省内各县施行民众教育之机关，业经成立，已见相当之效果。以县立民众教育馆为负责实施及指导各该县一切民众教育之机关，由本厅制定广西各县市普设民众教育馆办法大纲，颁发各县，限期成立。现已成立者，计有四十余所。以国立基础学校为设施义务教育及民众教育之基本单位，规定分期筹设程序，颁行各县遵办，此其设施机关之系统也。在二十二年度，各地施政准则中，规定各县须依地方交通人口习惯等情形，及学龄儿童通学之可能，划分设立国民基础学校之学区，并限于本年度绘制教育地图完竣，以为将来规划实施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及划定试验区之根据，以便着手筹备，同时设立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以立学术研究之中枢，为实施人才之准备。二十三年度开始，于划定之试验区着手试办，限于两年内工作完成。其余各县为推广区，分三期进行，每期推广三分之一，至二十八年七月，此种国民基础教育，预期可以全省普及，此其进行之程序也。广西僻处边陲，经济文化一切落后，同人等材力棉薄，时虞陨越，兹谨略陈广西实施民众教育之梗概，并附送《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之五年计划大纲》一份，尚希不我遐弃，时赐教言。俾有遵循，曷胜盼祷。此致
中国社会教育社
厅长雷沛鸿[89]
很有意思的是，不同于其他教育厅的公文化程式，雷厅长借此机会对广西省普及基础教育五年计划内容作了介绍，以期能“嘤嘤其友”，社教社将各教育厅复函均刊登在社刊《社友通讯》上，无疑是对广西省教育厅的改革的一种推广。广西省教育厅如此行文复函，应与雷氏本人为社教专家、社教社核心社员有直接关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陈宝泉作为教育界资深行政官员，复函称该厅之前曾拟具各种相关办法分呈省部及各县遵办，并随函附送了该省一系列文件[90]，以示推广。
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复函与陈宝泉相似，称该省亦在筹设省立农民教育馆附设实验区并拟具有实施计划，积极进行在案；山西省教育厅以“本省各项民众教育机关，正在积极筹划设立中，只以经费支绌，进行较缓。对于贵社决议案，自当参照地方实际情形计划实施办法，以竟民众教育之全功”[91]作为复函，客气中透着疏离。在这四家省教育行政机构中，唯有河南省教育厅态度最为干脆直接，“除照办外，相应函覆”[92]。齐厅长的爽快亦为下届年会在河南举办做了良好铺垫。不难看出，社教社的决议以公函名义对各省教育厅局的影响微乎其微，催促该社更多的是寻求教育部、国民政府转饬各省市施行的政治力量。
北平市民众教育馆馆长戚彬如作为基层代表，他对年会的感受颇具代表性：“该会此次提案80余件，分为特别组、行政组、设施组及社务组。分别审查。经审查结果，除归并保留者外，提请大会讨论者仅49案。其理事会方面预先订制之提案为‘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为此次大会讨论之中心问题。此提案分五组起草。……又因四组起草者之见解不同，经一日半之会议，均为理论之发表。最后决议一原则为：一、认乡村建设为复兴民族之肇端，二、由理事会制订具体实施方案，提交下次年会讨论。”在这篇向社会局蔡局长报告中，戚彬如对中心问题给予“四组起草人之见解不同”“仅为理论之发表”的评价，表达了自己对年会的不满态度。在报告中，戚彬如总结该次年会的主要意义：“第一，因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彭百川，欲了解各省市之社会教育状况，而加以指导；第二，因各省市社会教育之进展未能一致，于此机会中，互相交换经验，以期整个改进；第三，因该社经费困难，欲求各省市教育机关加以援助”[93]，对年会促进各地社员之间、社员与教育行政之间的联络给予高度肯定。这一点，对于各地社会教育基层工作者尤为重要。
与会代表对年会召开形式亦有一些批评的声音，社员许公鉴认为：“凡一种大的会议，集数十或数百人于一堂，对于问题的解决，可以征得各方面的意见，采择众思之所长，比较能得善妥的结果，这是一般人所企望的。但是人多言杂，徒事聚讼，粗浮讨论，不细研究，往往对于问题的解决，不能得到适当的办法，并且每于开会时闹得轰轰烈烈，到闭幕后，就存之卷宗，不问不理，因此于实际不发生丝毫影响。这种会议等于不议，化了很多人的光阴，费去不少的金钱，殊不值得。这也是一般人对于通常大的会议所有的观感。……中国社会教育社系国内学术团体之一，成立以来，已开年会两次，溯诸过去情形，这种情形当然也在所难免。”[94]这种声音，在社教社第三届年会时更为炽热。一般来讲，“坐而论道”为知识分子云集的学术团体痼疾，社教社作为其中之一，社员能在其社刊上发出这种声音，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社教社的自觉反思的能力逐渐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