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筹备组起草一系列函文，派交际部干事前去接洽邀请第一集团军总部陈司令、广东省政府林主席、广州市刘市长、广东省党部、广州市党部等代表出席年会参观公宴，以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名义邀请社教社主要社员届时莅临年会；为便于社会各界旁听，特在会场楼上设旁听席200个，凡有机关团体或学校公函介绍者，均可领旁听证到会旁听；函广州市播音台“拟派播音，以广宣传”，“俾社会人士明了本会旨趣，而收实效”，专门安排会议期间出席社员参观学校、函各报馆会议期间出专刊事宜、向广州市长途汽车同业公会附送年会会员职员证章式样，请各长途汽车公司分发售票人存根，以便“半价购票”；函文广州市长，借派银乐队，以便开幕礼上能“克襄盛典”；函文广东宪兵司令部、广东省会公安局，“请派队警维持本年内会场秩序”。[137]不想年会即将举行，广州市发生学潮，广州省宪兵司令部宣布实行戒严令，戒严期间所有集会结社事宜需请广州市戒严司令部核准。为出席社员便利计，1月16日，筹备会专门函文广州戒严司令部司令缪培南，称大会将于即日开幕，“会员职员约三百余人，皆国内教育专家，来集一堂，会商社教问题，冀收良好结果。惟此会大会会务繁浩，会员职员往来频多，应请予以出入自由之便，以利行为。为此，检同本年会会员职员证章式样十纸，随函附送”。缪司令接到请示函后，当日即转饬广东省会公安局局长何荦，“核准予以出入自由，以利进行”[138]。为方便社员开会便利，国立中山大学专门将社员宿舍安排在校内教职员宿舍（图2-6）。在筹备委员会的精心准备下，第四届年会如期在中山大学召开。
图2-6 国立中山大学为社教社第四届年会出席社员提供的宿舍（1936）[139]
年会筹备委员会非常注重会议氛围的营造。社友方惇颐用白描式样的笔触，呈现了即将召开社教社第四届年会的国立中山大学校园景色：“本届年会的会址定在广州文明路中大旧校，在开会的前几天，我们在文明路上便可看见一条橙色布条高高地横在马路当中，上书‘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会场：国立中大大学，会期：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等字样。中大正门前悬着‘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开幕典礼’的鲜花匾额。由正门进去，经一个宽敞的操场，便到了大会的会场，这是中大礼堂，中山先生当年曾在此讲演三民主义。礼堂面前，两排鲜花，顶上的钟楼有国旗凌空飘扬，两旁伴以万国旗，极为壮观。会场正中悬中山先生遗像，其上挂着党旗和国旗。主席台之两侧为来宾席及筹备委员席，台下为记录席，后面则为社员席，楼上为新闻记者及旁听席。此外筹备委员会又制定了十五条大会标语，到处张贴，社教空气布满全校”。1月18日，在“在纪念中山先生的学府，中山先生宣讲三民主义的地方”，“八时三十分，主席梁漱溟先生就位。我们的年会就在鼓乐齐奏之下开幕了”。在完成“唱党歌、向党旗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主席宣读总理遗嘱、主席致开幕词、理事会工作报告……”[140]等议程后摄影，在庄严肃穆的大礼堂前，“总理昔日讲演三民主义及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之所”，与会代表400余人，熙熙攘攘，给人一种“于斯为盛”的感觉。下图为年会开幕合影。
图2-7 社教社第四届年会开幕合影（1936）
从数字统计上看，第四届年会与会代表远超前三届年会。很有意思的是，有两组不同的统计数字，第一组由社教社事务所统计：该届年会各省市教育厅局代表、其他来宾及社友共有400余人出席[141]；第二组来自筹备组结束会议时的统计：本届年会人员计会员221人（其中男会员184人，女会员37人），职员124人（内含名誉筹备委员14人，筹备委员15人，各部干事共95人），合计会员职员345名。[142]这两组数字之间的差别所在，只不过第一组计算了其他来宾。具体到与会社员省份来源，据筹备组主任萧冠英的报告称，其中广州99人，江苏41人，广西10人、湖南9人，作为上次东道主的河南代表为7人。[143]延续前三届年会时举办地域社员占多数的局面，引发参会社员“作民”的猛烈抨击[144]。北平市第一民众教育馆馆长戚彬如递交了提案，但没有作为个人社员参加，原因便是“地点在广州，路途较远，用费颇多”[145]。而作为参加年会最为踊跃的陕西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刘宰国，此届年会作为个人社员及陕西省教育厅代表参会，竟出现“远道赴会，中途病故”的意外事件，陕西省教育厅专电会议筹备组“以期限迫促，不及改派代表”。[146]资料彼此印证，可知该届年会地点放在广州，是更大程度上照顾社教社高层“社的发展有普遍全国的趋势”的雄心大略，不利于普通社员的参会，来自社会教育第一线工作人员的普遍缺失，使得社教社年会成为一个知识精英聚合体。实际上，兼顾了实践，学术氛围便稀薄，反之亦然，这个问题普遍存在于相类学术社团中，延赓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