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28日，假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第17次理事会召开，主题是讨论第五届年会，理事会理事董渭川（主席）、孟宪承、雷宾南、高践四、赵冕、俞庆棠、甘豫源出席，而陈礼江（甘代）、彭百川（赵代）、马宗荣（高代）、崔载阳（俞代）、邰爽秋（俞代）、陈剑修（甘代）、李蒸（甘代）、江问渔（俞代）分别委托与会理事作为各自代表，会议就召集第五届年会形成如下议决案。
表2-11 社教社第十七次理事会议关于青岛年会决议一览表（1937）[175]
社教社第十七次理事会议共讨论十二个问题，有关青岛年会主题占了50%，如表2-11所示，事无巨细。从理事会理事出席情况看，仅有7名理事出席，为了达到理事出席法定人数，其他缺席的8名理事则分别委托在场理事代理，俞庆棠一人代表了崔载阳、邰爽秋和江问渔，甘豫源亦代表了三人。缺席的彭百川、马宗荣也分别委托了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赵冕、高践四。如此一来，除去主席董渭川为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孟宪承（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及雷宾南（时任广西教育厅厅长）以外，其余表决权均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所有，尚且不论孟、雷曾在该院工作数年。一定程度上，社教社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几乎是“二而一”关系。
耐人寻味的是，此次年会重回山东召开，梁漱溟作为常务理事之一、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理应展示东道主的热情和积极态度，但社教社第17次理事会却不见梁漱溟的踪影。或许，这次理事会会议，连同之后的第五届年会中心问题委员会给予的大会主要议题，透露出一种意味深长的端倪，梁漱溟与社教社渐行渐远。
图2-9 社教社第五届年会（青岛）通告（1937）[176]
图2-9向社友通告青岛年会的筹备情形。理事会称“本届年会之中心讨论问题，经决定不以一个为限。前由事务所征询全体理事，已收到‘民众生产教育具体办法’‘民众教育的范围’‘中国社会教育制度及政策’等问题，并已推定孟宪承、雷宾南、赵步霞诸先生负责编制讨论纲要”，组成第五届年会中心问题委员会。[177]实际上，早在1937年4月12日，社教社理事会决定第五届年会的时间、地点，并向社友征集论文。5月15日，理事会在《社友通讯》发布通告，推定青岛市教育局局长雷法章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公布社教社第五届年会筹备委员会名单[178]，开始筹备社教社第五届年会。从名单组成看，延续了社教社第二届年会筹备委员会以教育行政人员为主的风格，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第二次出任筹备委员会荣誉会员，而山东省教育厅秘书主任孔令粲、山东教育厅第三科科长杨鹏飞、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董渭川作为第二届年会筹备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再次出现在筹备委员会名单中。这样的人员构成，对年会筹备工作驾轻就熟。6月12日，理事会事务所发布《紧要启示》，称为“便利远道出席起见”，特将年会日期由8月的8—12日改为15—19日。[179]
从事务所为社员提供的“赴青舟车价目表”看，无论水路（从上海至青岛），抑或火车（由南京至青岛），旅程时间均超过了30小时，尽管舟船价格可以优惠（船票单程七折，双程八折；车票单程七五折，双程五折），但价格依然不菲，更何况大部分社员还需要辗转到上海、南京。尽管社员顾颉刚1936年7月与友人通信中曾言：“青岛交通便利，为他处所不及”[180]，但从社教社专门调整会期举措看，第五届年会选在青岛召开，对内地社员出行是个不小挑战。
图2-10 社教社事务所提供的赴青岛舟车价目表（1937）[181]
6月15日，第五届年会中心问题委员会发布决议案，决定四个主要议题并指定相应“主领讨论”人选，梁漱溟、陈礼江、马宗荣和高践四分别负责社会教育制度、社会教育政策、社会教育范围和社会教育实施四个基本问题。并规定：“3.每题由主领人先在大会说明问题之性质及内容，各以一小时为限。说明后，组织分组讨论会讨论之；4.分组讨论会，如遇专门问题，得另设小组研究之；5.分组讨论会讨论之结果，由主领人于大会报告之。”[182]可以看出，梁漱溟自第二届年会以来作为中心议题的起草人、主持人，第五届年会悄然变为第一组主领讨论人，除高践四与之资历相当，陈礼江、马宗荣难以望其项背，再次证明梁氏在社教社影响有所下降。在更为严峻的民族危亡关头，社教社中心议题为什么一改之前相承相继的主题，转为聚焦社会教育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为了让社友更多了解第五届年会召开地青岛的风土人貌，《社友通讯》专门刊登青岛市教育局芮麟《关于青岛》文章，“献给莅青出席本届年会的社友们”，文中称“青岛以环境特殊，为适应国家当前需要计，所办教育，完全是国防教育，这一点，在民众教育方面，尤其显著。精神国防，注重中小学生和社会民众爱国心的培养及民族意识的激发；武力国防，注重小学生和社会民众的普遍体育训练及普通军事训练”；认为青岛教育真正实现了政教合一。并在文末对社友发出热烈邀请：“本社五届年会，恰于避暑胜地的青岛、黄金时代的青岛夏季举行，希望每一位社友，都能抓住这一个绝好机会，联袂北上，见一见这个东方瑞士，现世桃源，典型都市！”[183]为第五届年会召开造势。事务所也刊发《年会筹备近讯》，称“各项筹备工作，业已大致就绪”[184]。社员提案、选票、出席人数及派人出席的各省市教育厅局统计，均已就绪。
与第五届年会紧锣密鼓筹办同时，是全国局势的日益紧张。7月28日，理事会事务所在《申报》刊登《紧急通告》，告知全体社员：“本社原定八月十五日起，在青岛举行第五届年会。现由事务所与年会筹备委员会商定，展缓举行”[185]。随后，8月中旬出版的《社友通讯》也刊登这则紧急启示，告知全体社员，“俟日期确定后，再行通告各社员。除将紧要通告刊登申新两报外，特此奉闻”[186]。尽管事务所未申明原因“展缓举行”第五届年会，并给出“后会有期”的期待[187]，但此时平津两地已沦陷，人心惶惶，嗣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内迁，青岛年会再无后续，功败垂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