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各派的分歧，国民党元老、时任考试院副院长钮永建在随后大会演讲中作了回应，“不过自治还有一要件，兄弟觉得一国人民不能无政府，一切均要用国家的政府管理，人民更需政府管理，种种事情无政府便不能成功，如我们这次年会讨论时一部分社友还客气，这是不能成功的，我们要由管理到自治，无管理决不会到自治的，故办理地方自治要推进政府政治，然后自治才能成功，要二者互相促成，所以社教同人，要想法促进政府力量，助成地方自治，正面与反面均可”[155]。长官一席话明显倾向于“促成派”，实际上，这种“促成派”理念主导了之后中国社教社的舆论方向。
很有意思的是，本届中心议案讨论中，以王越为首的国立中山大学教授们与梁漱溟频频交锋，意见相左，颇有几分延续第二届年会中山大学教授们与梁漱溟论争的架势，只不过由隔空掐架变为正面交锋。当梁漱溟率先给出中国自治不成功的三大原因，指出经济仅是原因之一，王越回应“考过去自治的所以失败，主要是在经济方面，所以现在应先注意经济方面的解决，就是要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不然，人民谋生不睱，遑论自治”。面对王越的挑战，梁漱溟利用大会主席的身份，在宣布“现在的讨论应从社会方面讲，不必从地方自治本身讲，兹既无其他意见发表，乙项可暂告结束，请集中讨论丙项”，社员张植安、王春元按照要求发言后，梁漱溟却话锋一转，“本席前曾陈述，中国自治失败的原因主要约有三点，兹再补充一下……”，补充内容依然围绕三大原因展开，并就王越发言进行针对性回应：“前有几位社友说的不错：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没有解决以前，没有地方自治可讲。这话我想修正一下：就是中国的大局问题未解决以前，就无从谈自治，但是要等到大局问题解决了，才谈自治，那也不对。……这三点中第一第二两点，我们邹平所实验的‘乡学’就是走的这条路。至如邹平的乡村运动，就是走的第三点的路。”梁漱溟的强势，遭遇到王越的强硬反击：
刚才听了梁先生的话，本席有一点感想，我觉得梁先生刚才所说的第一第二两点，是有矛盾的地方，第一点说要恢复中国旧有的伦理精神，而中国伦理精神的中心点是在以对方为重。我们知道中国几千来都是封建社会，这种社会是“三纲五常”的社会，是上对下的，不是平等的，不是以对方为重的，要把这种精神恢复，就等于恢复封建社会。我以为这种恢复实在不需要。第二点说把近代的生产技术引到中国来，这句话就和刚才说的冲突，有近代的生产技术于是发生产业革命，跟着造成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生产决定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造成社会的形态，现在要把近代的生产技术引进中国来，自然是造成资本主义的社会，而又说是恢复封建文明的社会，这岂不是矛盾？
面对王越的“上纲上线”，梁漱溟采取虚晃一枪，用太极方式避开锋芒，以时间有限难以说明为借口，“社友如果有疑问，我可用书面答复，或请大家参考我曾发表的谈话，或作个别的谈话也可以”[156]。从史料看，梁漱溟如此应对后，王越再无就中心议题发表个人见解。但从现存的第二届、第三届及第四届年会交锋看，以国立中山大学为基地的社会教育团队，对梁漱溟高调介入社教社的权力中心，并强势贩卖、推介其乡建理念，很大程度上持保留态度。
众说纷纭中，大会主席梁漱溟深感就中心议案达成统一意见的不易，并将之归因为社员们“仓促间从四方八面来的人，不易接头，所以不易一致”，鉴于“本社对此案虽然不能不结束，但很难有成功的结果”，建议由理事会设法完成该案。该建议得到俞庆棠、李一非、王义周等人复议，经过大会投票，以54票（共86人参与投票）大多数赞同，通过将中心议题“交由中心问题委员会办理”。与第三届年会中心议案命运相同，未能在年会期间形成共识。
实际上，中心问题难以集中意见，在确定中心问题之时已显现端倪。1935年3月17日理事会第11次会议召开时，理事会就“请规定第四届年会日程及讨论范围案”决议如下：“日期以三日至七日为度；讨论范围暂拟如下：（一）政教合一问题；（二）社教机关如何促进与生产问题；（三）培养民族意识之教材教法问题”，上述问题递交由刘季洪、赵步霞、张星舫为委员，刘季洪为召集人的审查委员会审查后决定。[157]同期的《社友通讯》编辑在讨论范围“现已递交由审查委员会审查，将来在此三案中决定一、二，或将三案齐付讨论，尚未确定”情况下，“现在先将本社常务理事梁漱溟先生的《政教合一》一文，转载于此，以为本社第四届年会中心问题开始讨论的先声”。[158]第11次理事会由梁漱溟、彭百川主持议席，有此“编辑余谈”不足为奇。但就理事会第12次会议公布中心问题看，第一、第三个问题均被舍弃，有此可窥刘季洪等审查委员会对梁漱溟“政教合一”理论并不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