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届大会中心议案为“助成地方自治，促兴社会生产”，围绕乡村社会组织结构建造和为解决民众生计发展经济两个问题展开，会议分为上、中、下编分时段讨论，主题依次为助成地方自治、促进社会生产和本社应有之行动。总体来说，与会者对上编意见分歧较大，集中体现在政教关系和如何对待现有政府问题上。这次会议，梁漱溟又一次成为会议讨论的焦点人物。
按照惯例，理事会决定“助成地方自治并促兴社会生产”为中心议案后，成立了“中心问题委员会”，推定梁漱溟、高阳、俞庆棠、孟宪承、陈剑修、崔载阳、江问渔七人组成，负责编制讨论纲要，“自本届中心问题决定以后，即广征社友意见，由委员会荟萃辑要，根据单元法编成手册，以作参考”。1936年1月17日，理事会第13次会议上公推梁漱溟审查“社会教育助成地方自治并促兴社会生产案讨论纲要”案并报告大会讨论。[147]会上，梁漱溟代表中心问题委员会报告编制纲要的经过，“为大家讨论方便起见，个人愿意再贡献两点意见”：
第一，我们先要把问题的本身考究，不要从社教立场说话，否则很容易变成主观的，演绎的，深恐说了许多空话，仅在名词上化了许多疏散的讨论而已。中国办了三十多年的地方自治，现在还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里面的困难究在何处，我们一定要分析清楚，然后才能把这个问题了解，了解以后，再从社教立场来发抒己见。
第二，如果照了方才所说的办法去讨论，则我们所感受困难的，就是我们并非自治专家或经济专家。如果欲把自治、生产等问题辨查清楚，一定需要这两方面的专才。所谓生产，是一个很宽泛的名词，因为名词愈宽，就需要更广博的知识。我们在社教方面尚不能成为专家，那里还能再兼一项专家。因此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深恐不易找到尽力的所在。但因中国今日所遇到的问题，关于追问道根本的，特别的多，我们虽非地方自治的专家或经济专家，却也无法避免此多方面的讨论。[148]
梁漱溟给出两条具体建议后，率先发言，身体力行，将两条具体建议作为指南，就讨论纲要中未涉及的“三十年来中国地方自治未能成功的实际原因”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将失败原因归结为“抄袭外国自治办法、未从经济方面着眼、不了解中国过去的历史”三个方面。梁漱溟又一次以风云人物的态势，重新掌控年会中心议题的话语霸权。但不同于第二届年会一边倒的局面，梁漱溟的发言并没有成为之后讨论的风向标。与会代表多从自身经验出发，更倾向“站在社教立场”来看待问题，中心议题集中在政教关系以及如何对待现有政府两个问题上，大致分成助成派、取代派和合一派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派支持者最多。
助成派核心在于“助成”，主张在现有政府管理模式下，利用社会教育手段促成乡村自治实现，有李蒸、杨翼心、李一非、顾良杰、钟灵秀、周葆儒、高炳泰、陈一、孙有良等20多位拥趸。张植安认为：“我们研究社教助成地方自治之工作，主要是在助成两字。”[149]以董渭川、屈凌汉等为首的声称“自治与生产，在社会上更有专业，吾人似宜着眼于助成或促兴方法，而不必致全力于自治或生产本身”，认为要完成本会年会中心议题使命，“须政府各机关团体与各专家之共同努力，社会教育者于此亦有无可诿卸之任务”，提出各级学校推广教育工作、协助训练乡村小学教师等对策；李蒸、杨翼心、钟灵秀随即给出了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具体意见。显而易见，此派学者大多具有一定的行政职务，在论及政教两界的关系时，强调的是“合作”，要将“军事、政治、经济与教育四者打成一片”，密切合作，社会教育应注重“对于政府各机关团体、各种事业专家与有组织之民众间之一切沟通介绍与辅导工作”。这种观点较符合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