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节点看，社教社第五届苏州年会是1947年3月底召开，决议案随后公布于世，此时《中华民国宪法》已颁布将近4个月。同年4月10日出版的《西北通讯》（南京），顾颉刚的《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被排在“专论”栏目第一篇，在文中，顾颉刚回顾了1930年以来四次切实感受，受“时局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使他的研究领域从高文典册“轶出”而去关注边疆教育和现实社会。他认为完全出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我想帝国主义者为要达到他们瓜分我们土地的大欲望，造出这种分化我们的荒谬理论来，我们的智识分子被他们迷蒙了心，又替他们散布这种荒谬的种子到各处去，若不急急创设一种理论把这种谬说挡住，竟让它渐渐深入民间，那么我们的国土和人民便会随处携贰了，数千年来受了多少痛苦而抟合而成的民族便会随时毁灭了！这怎么好？旅行中颇有闲暇，就在车厢之中，马背之上，结构成一套理论，到云南后，趁着朋友们逼我写文，就写出了《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和《中华民族是一个》两篇东西。我想用这两篇文章造成我们民族的心理建设。”[206]实际上，这篇文章完稿于1939年5月2日，为何选在1947年4月发表笔者不得而知，但客观上与社教社第五届苏州年会中心问题决议案相关内容形成呼应，却是不争事实。换句话讲，顾颉刚作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的“中华民族”概念与蒋介石的一致性与否，都无损顾颉刚学术成就，是否爱惜羽毛争辩，更多体现的是今天学者的一种情愫，“殊不知古人已往，炫之何益，古人已死，无口自鸣。吾人读史，当细心体察古人用意，而勿为卤莽疾遽之判断，庶几能得其真。得其真，无益于古人，失其真，亦无损于古人，所损所益，皆在今后。如之何可不慎哉！”[207]余家菊针对时人对儒家批判的反思，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苏州年会推请钮永建等9人为主席团，成立了中心问题、行政及事业设施三组审查委员会，除就中心问题达成统一意见外，还就行政、事实设施两个方面10个分类、41个议案作出决议，其中行政方面24个决议案（制度类2、人才训练类3、待遇类1、经费类3、其他15）和事业设施方面17个（教材书刊类6、戏剧类2、图书馆类4、民众补习教育类1、其他4），该届年会共形成决议案42个。社会教育制度制定、民众学校新体制、人才训练、待遇等问题依然延续了战前的关注热点，由此可见，社会教育的核心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真正有效解决。为清晰起见，特列表如下。
表2-14 社教社第五届年会（苏州）决议案一览表（194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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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14中可知，该会年会提案提交，依然延续前四届年会专家学者、学术机构占据明显优势的传统，而这些专家学者中，王倘（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教授）以递交5个提案独占鳌头，古楳以4个紧随其后（未计算他参与中心问题提案），新晋常务理事、浙江省教育厅秘书兼杭州市民众教育馆馆长、浙江省社会教育研究会负责人张彭年贡献了3个提案，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长金维坚也表现积极；学术机构中河南开封省立民众教育馆、浙江省立图书馆、浙江省社会教育研究会都非常活跃，后两个是社教社的团体社员。从提案人工作单位来源看，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最为集中，除古楳外，院长陈礼江、图书博物馆系主任汪长炳、社会教育艺术系戏剧组主任古剑尘也就自己专业所长提交提案。教育行政机关中，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孙月平也积极提交提案，建言献策，不同于专家学者，他的提案大多被并案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