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对民族问题研究热潮的出现，顾颉刚的中华民族观念备受关注[201]，关于顾颉刚与蒋介石两人对“中华民族”观念是否一致性的争论再次激烈起来。黄兴涛指出：“长期以来，学术界较多关注顾颉刚与蒋介石思想的同一性方面，乃至怀疑其有可能被蒋‘御用’，反而忽略当时两人彼此之间思想的差距，这其中恐怕存在失察之处。”并援引1947年7月出版的《中英对照中华民国宪法》中对“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翻译资料，认为：“不知这一将中华民国各民族（包括汉族）译成‘races’（种族或种族的扩大）的翻译，究竟达成了谁的心愿？显然不完全是蒋介石的，似乎也不全合孙科的主张，倒是比较符合顾颉刚和谢康等人的认知。”对于学界认为顾颉刚“种族说”“部族说”与蒋介石高度一致性的言论，黄兴涛连同汪少伦的“支族说”等，一并体现在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共同关切中，“成为那一时代应对时局、寻找民族和国家出路的不容忽视的民族文化思潮之一”；“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抗战时期思潮的强势流向和许多国人的情感趋势”。[202]杨思机认为：“有关‘民族’概念的思想论争由观念纠纷进而影响到政治制度设计，逐渐表现为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斗争。……国民党一方面力主中华民族是一个，希望通过边疆教育，化特殊于一般，融歧义于大同；另一方面先下令禁止滥用‘少数民族’名词，直接将其改称‘边疆民族’，寓意只是同一个中华民族生活在边疆地区者，甚至以‘宗族’代‘民族’。”[203]在黄兴涛看来，蒋介石“宗族论”是一种新的“文化自觉”：“他显然并不完全满意于像顾颉刚等人那样将‘种族’与‘民族’加以简单对立性区分、而把血统因素完全留给‘种族’的做法。在他看来，顾颉刚等人的看法尚停留在他1929年发表《三民主义纲要》时的含混认知水平”，“应当说，蒋介石对现代西方民族概念的核心内涵并非一无知晓。对他来说，只简单强调‘种族’与‘民族’的区别，而看不到或不愿强调两者之间关于血缘及血缘意识等多方面的密切联系，这在当时那种特殊的中国国情之下，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整体认同恐怕并无益处，甚至倒还可能有点‘别生枝节’的书呆之气也未可知”。黄兴涛认为，这种“书呆之气”的“宗族论”经《中央日报》等主流舆论吹捧、广泛张扬，一度几乎占据“国民党和国统区舆论的主导地位”的局面到了1946年年底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时告一段落，“制宪国大期间，蒋介石因此一反常态，被迫接受了国族之下存在各‘民族’的事实”，不得不暂时收起了他那套‘中华民族一元论’的宗族说”，1947年元旦公布《中华民国宪法》中有关民族问题的条款，蒋介石“宗族论”倾向没有得到体现，以此为标识，蒋介石以“宗族论”为基础的“中华民族”观基本上失败。“以往，学界同人过于夸大了蒋介石‘宗族’说的影响，实际上它在政治思想家的公然传播和绝对主导地位，也就只有不过三四年而已。”[204]黄兴涛对顾颉刚与蒋介石在“中华民族”概念差异性以及蒋的“宗族论”的研究，在近年来学界颇具代表、主流性。实际上，作为社员大多为体制内知识分子，一直呼吁“政教合一”，非常重视与政府、行政部门舆论保持一致的社教社，其第五届苏州年会经过多方意见征询决定的[205]、中心问题决议案所展现出来的“宗族”表述，以及稍后顾氏《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均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国宪大会后“宗族”说依然有相当多的拥趸，其中不乏顾颉刚、钮永建等知名人士。这些隐藏在学术团体年会决议案后史料的浮出，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