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社教社第五届苏州年会资料，顾颉刚作为一个关键线索浮出水面。“本年三月间，本社假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举行第五届年会。出席有中央教育部代表顾颉刚，江苏省府代表刘虚舟……”[193]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概况》中[194]相互参照，顾颉刚作为社教社社员，是以该院教授兼教育部代表双重身份，全程参与了苏州年会。顾颉刚作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理念的提出者[195]，作为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主持者及边疆研究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复员后的首任理事长，“从九一八事变至今（1947年，笔者注）16年间，‘民众教育’和‘边疆工作’两件大事永远占据了他的心”[196]。这一点，从1946年顾颉刚两次举措可见一斑。其一是1946年春顾颉刚向国民政府参议会递交《切实推进边政案》（草稿），批评以前政府强迫边疆民众进入学校读书的错误做法，主张按照边民愿意接受现代化的社会教育的特点，采用电影、广播、图画、演剧等社会教育手段诱其改变，设立训练班训练商人，使其充分认识国家现状及自身责任，奖励并保存边疆善良风俗等[197]；其二是同年12月在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第六届会议上，顾颉刚作为提案审查组成员，他极力主张“推行边教，先须从社会教育做起”[198]。而在顾颉刚边疆教育理念中，他认为边疆教育作为调整政治、宗教关系和促进民族团结的一种工具，可以走“用旧瓶子装新酒，要充分利用固有的语言文字和信仰习惯，赋予一种新的意义，以灌输新的知识，新的能力”[199]的道路，弄清楚这些背景，就会明白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五届年会决议案中为什么关注边疆教育，为什么会增加“应沟通各宗族的语言、文字”，在目标中加入“加强各宗族间的团结”的原因所在。
由此可见，中心问题“社会教育与新中国之建设”讨论稿中“各民族”到决议案中“各宗族”的表述变化，与顾颉刚有直接关系，换句话讲，从一个侧面表明了顾颉刚等社教社同仁对蒋介石“宗族论”[200]的不反对甚至认可态度。实际上，这个细节资料对近些年学界关于顾颉刚“中华民族”概念与蒋介石“宗族论”中华民族理念之间的纠葛、蒋介石“宗族论”破产时间提出了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