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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理事会对中心议题的坚持，梁漱溟除以事情繁忙为由婉拒出席，并在年会开幕前，在《大公报》上发表《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一文，自称“一则为对该社此次集会表示欢迎，一则为一般读者作一点介绍”。他铺陈了民众教育、社会教育、社会教育社的前世今生：“民众教育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个新潮流，这种运动已有七八年的历史，一天一天正在扩大，而旧有的学校教育同时亦呼喊着要接近社会以改进社会，像是响应这潮流一致同趋的样子。通常都将民众教育归属社会教育范围，而认后一倾向为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融合。中国社会教育社就是应着这个潮流产生的，不过两三年间便有了近千数的社员，差不多各省市社教工作人员都参加，他算得国内几个较大学术团体之一。虽不如其他学术团体年历之深，但或更有声势，因他一面又近似一个社会运动的团体。”[116]在简单介绍后，就抛出他的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合流的理论：

我现在要说的是：这种社会教育运动与我们乡村建设运动有汇合的趋势。这可以事实来证明。例如该社上届年会曾以“由乡村建设复兴民族案”为讨论中心，经大会讨论后，且有社会教育应以乡村建设为要旨，及成立“乡村建设具体方案编制委员会”提供方案，准备下届年会讨论之决议。所以此次开封之会即将以此乡村建设具体方案为讨论中心题目。又如定县平教工作为社会教育之先进，原初作识字运动，今则完全是乡村建设。去年夏间在邹平开的乡村工作讨论会，来参加的以教育机关或团体为最多，定县平教会、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无锡江苏教育学院，皆其主要分子。平常来邹平参观乡村建设的人亦以教育界人为多，所谓社会教育将汇归乡村建设于此可征。

不但社会教育将汇归于乡村建设，乡村建设之所归趋，亦终不能外乎社会教育。我们的乡村建设原本不是从教育工作转变来的，其来历为乡村自治运动、乡村自卫运动、农民运动等之扩充变化。我们的同志原都不是教育家，或夙有志于教育者。忆民国十九年夏间，我们率领河南村治学院学生到北平参观旅行，有一次在公园招待席上李云亭先生（蒸）演说，说我们的村治运动自他看来便是民众教育。李先生本是民众教育家，当时正努力民众教育，我颇以为他的话是一种交际上的辞令。四五年来乃渐渐认识他的话是当真的。我们原初虽不想办教育，但往前探求我们的途径，到今日来已不觉走上社会教育一条路。试看我们推进乡村建设的机关，同时亦即为乡村组织的“乡农学校”、“乡学”、“村学”，不是个例证么。好像两道河流，上游不是一个源头，而下游则彼此汇合为一流了。因此，内政部召开第二届内政会议研讨地方自治问题，一面固邀我们去参酌意见，而同时亦邀上定县和无锡的工作同人。教育部成立民众教育委员会，定县无锡两处同人自都被邀参加，而亦邀请到我们。诸如此类的事甚多，盖在旁人早已一例看待，不加分别了。这两者汇合一流已摆在眼前的事实，可无须多说。寻其所以然，盖皆为中国社会问题所规定，有不期然而然者。[117]

梁漱溟认为正是中国社会问题所在，内在规定了乡村建设和社会教育合流。社会教育是乡村建设的途径和方法，而乡村建设作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是社会教育发展趋势，“我们为方法的探求不得不归到教育，教育家为方向的探求不能不归到乡村建设，宜乎其有此合流也”，“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是一而二，二而一”。他回忆社教社第二届年会时，“同年八月前，济南也有过一次盛会，即‘全国社会教育社年会’。这本应是一个教育团体的集会，然而我们乡村建设研究院亦被邀请参加，并且这一个大会，竟以乡村建设做讨论的题目。……可以看出现在的社会教育与我们的乡村建设是怎样的不分”[118]。他借两者合流说，表明乡村建设在现今中国的重要性，而话语中“我们的乡村建设”彰显了邹平的正宗地位，他作为政学两界公认的乡村建设的灵魂人物，在社会教育界具有天然话语权。

第三届年会，或许是少了梁漱溟等“异议分子”，大会讨论顺利、波澜不惊，《社友通讯》上刊登了一系列高度评价文字，诸如“本社第三届年会，集全国二十余省市社教同志及机关团体代表，精心讨论，计决议要案四十余件，会后已由事务所分布执行。……总之此次年会通过各案，现已分别进行，可以预期相当结果”[119]。“此次年会，空气之紧张，精神之贯注，筹备委员会筹备之周到，开封各机关欢迎之热烈，会议结果之圆满，为国内学术团体会议所罕有。”[120]社教社向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呈文注意电影教育和实物教学等，得到该委员会的嘉奖：“呈件均悉。查所呈决议案，尚注意实际，深堪嘉许。”[121]该届年会通过的《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实施要点案》上报教育部后，教育部给予认可，“检发《该社议决之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之实施要点案》，训令各省市教育厅局注意采行”[122]。训令下发后，广东省教育厅态度积极，不仅“随令检发”，还要求粤省省立民众教育馆、省立社会教育实验区，“注意采行为要”。[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