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认为以上五点，皆为编制“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一题应有分析推论，为谁编制、对象是谁，稳定统一政府以及政府与乡村建设团体之间的关系都是前提条件。显而易见，梁漱溟对第三届年会的中心议题持不同意见。“此时欲一面按定一乡村建设之主力，一面把握一实施建设之对象，更保留一从容之时间以事建设，实为错误观念，理不可得。”他认为乡村建设在一定意义上，本来是中国社会转变中必然的过程，“殆为历史进程之出于天者，非可制定方案而人为设施”，即便本着以史鉴今制定方案，“但此类方案以客观事实之分析推究为主，而主观上安排从之，又必为如何产生‘一个能为乡村建设之力量’之方案，而非实施乡村建设之方案”[112]。由此，梁漱溟向理事会提出，应该先讨论“乡村建设力量方案”，乡村建设方案留待下届年会讨论。“本社第三届年会，讨论‘由乡村建设复兴民族具体实施方案’一题时，应先从客观形势上讨论是否将有‘乡村建设之能动的力量’之产生，果有此形势再从而安排一促其产生之方案。至于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当在此方案之后，不妨留待下届年会讨论之。”[113]很有意思的是，这一建议的提出，与庄泽宣第二届年会中“在讨论乡村建设方案之前，应先讨论是否将有一‘乡村建设之能动的力量之产生’”观点如出一辙，庄氏认为这个问题应给予“比较长期的研究”，对年会中心议题“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提出质疑。这次梁漱溟旧事重提，核心依然是稳定唯一的政府与乡建团体的关系问题，梁漱溟屡次强调他的观点，“我现在主张政教合一，但不主张用国家权力来干涉个人思想行为”[114]。作为掌控话语权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们，他们正积极谋求依赖国民政府的行政力的“政教合一”，梁漱溟这种论调自然难得到理事会的认可，扞格难入，双方对于“政教合一”内在理解存在严重分歧。
面对常务理事梁漱溟借口事忙，不再参与，常务理事、总干事俞庆棠只能奋起担当，她虽不在编制委员会之列，但以“乡村建设具体方案之讨论第三篇”的名义，发表自己的看法，声援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社教社骨干。她认为在国难严重之际，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计，社会教育“欲求民众参加改造社会之运动，必增进民众之智能与组织，吾国大多数民众在乡村，民教事业应趋重于乡村”，如此的逻辑推演，社会教育和乡村建设扯上了关系，而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众具体策略则演变为原则、方法等探讨，提出民众应自觉自动而达自立自治目的、社会教育要从民众实际生活出发、尽量应用科学和组织民众，使发生改造生活、改造社会的力量，这些提议与孟宪承、高阳同出一辙。她认为“在现时世界经济狂暴制度下，中国乡村必然的更受威胁，更趋破坏，惟有以破坏此破坏力者，达根本之建设”，俞庆棠在文末发出号召，“凡吾社教同志，在任何环境中实施民教，勿以解决局部问题为满意，须以影响于整个民族问题为前提。1.办理乡村民教事业，功效虽似迂缓，力量虽似微薄，然倘能各处同时举办，所举办者又能切实联络，有严密之组织，具复兴民族之坚强意志，即能逐渐造成舆论，发生力量，实现合于民意，有裨民族之社会政策与经济组织。2.凡我同人，对于民教本身之理论，应有研究，方法应有创造；非特造成民教学术，且树立改造全国学制之基础，做复兴民族治本之计。3.凡吾同人，对于国内国际严重问题，应具锐敏之眼光加以观察与研究，应足以领导民众，培植实力，建设乡村，扩大组织，以图民族之解放”[115]。俞庆棠的同声相应表明了社教社理事会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