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因为第二届年会争论激烈，对于这次起草，梁漱溟一改之前的独行风格，提前两个月将意见“分示同人，通信商榷”。“今春漱溟患病，复经理事会第七次会议指定高阳孟宪承二君协助进行，同时理事会有决议，第三届年会以‘由乡村建设复兴民族之具体实施办法’为讨论中心。比者漱病大体已愈，高孟两先生督促进行，以应年会需要。顾七委员散处南北，各负职责，聚首而商殆不可能。即用通信方法，往返千里，亦甚需时日。眼前距年会不过两月，能否圆满交卷，良未敢知。今先由漱溟提出下列意见，分函同受委托之诸君，征求教答，为初步之会商。”梁漱溟提出五点编制意见：
一、吾人编制此方案之先，必须问明：实行此方案者为谁？或：为谁而编制，为政府乎？为本社乎？假使不确定实行之主力为谁，则此方案即无从编制。
二、不但实施之主力必须确定，更且必须确知实施之对象（意指中国乡村乃至全个社会）为如何？例如人口情形为何如？土地情形为何如？其他经济情形为何如？一切的一切，若不确知，此方案亦无从编制。
三、吾人在前列第二问题上，固无确实材料，可为编制方案之凭借，即进行调查，亦不大易得！以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情形势，瞬息万变，迨调查有得之时，或已剧变不同也。
四、吾人在前列第一问题上，未承大会及理事会之明白指示，据漱个人推测，或为政府乎？但不免又有几个疑难点：现在有稳定而统一之政府乎？假令不稳定不统一又何能负荷此使命？而瞻望前途，正未敢知稳定统一之把握果何在。若曰：姑假定其有望，而编制方案，则此方案乃悬一大可疑之假定于前，而民族复兴与否，亦在不可知之数矣，岂非笑话？再则于政府力量有疑问之外，尚有政府意志是否在此之问题。假令有稳定统一之政府，而无意于乡村建设，则奈何？且天下事主观意志每每不足恃，政府未必有意为苛捐杂税，而苛捐杂税卒不止；政府未必有意为乡村建设，而乡村建设之功卒不见。故吾人不但需要一稳定统一的力量，而且需要此力量在客观上必出于乡村建设之一途。——此如何可得？
五、若此方案为本社所编制，或为一般有志乡村建设之团体机关等而编制，则疑问更多！如此东一处西一处零散的工作，果足以完成乡村建设、复兴民族乎？假定联络进行而不零散，则对政府为如何态度？分开两不相干断不可能；不相合必相冲突，相合自无问题，但方案恐将赖政府以施行，又无所谓为社会团体而编制的方案。相冲突而我们失败，则乡村建设复谁去谈？相冲突而我们胜利，则取而代之，我们即是政府，亦无所谓为社会团体而编制的方案。故推论结果：复兴民族之乡村建设，必有赖于政权；而方案之编制，不能不以“稳定统一的客观上必出于乡村建设一途的政府”为前提，如是，又归回到前面的问题。——此如何可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