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派所代表的更多是学术界呼声。俞庆棠认为，前两种主张“似不能使学校教育彻底改革，又不能使整个教育对于国计民生统筹兼顾”[39]。梁漱溟认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应该是一完整教育，二者不可分立，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对立的出现，是人们认识出现了偏差，本着“纳学校教育于自身的大社会教育”的设计理念，针对“中国三四十年来，学校教育之大弊在离开社会”的现象，矫正“视成人教育和社会教育为临时补充枝节应付之事”的时弊[40]。梁漱溟被邀请参加1933年2月教育部组织的民众教育专家会议，成为委托社会教育在学制系统中的地位问题草案的主要撰写人，“这次会议教育部提出的推行民众教育方案中，也列了这个问题，出席的人发表了很多意见，归纳起来不外三点：（1）将社会教育加入现行学制系统；（2）于学校教育系统外，另定一平行之社会教育系统；（3）成立社会教育系统，将学校教育加入。最后，决定由钮惕生、梁漱溟、孟宪承、高践四诸先生等于最短时间，拟一草案，交将成立之民众教育委员会讨论”[41]。会上，梁漱溟利用其民众教育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传播和认可。社教社总干事俞庆棠称其“是一种彻底把教育范围扩大为全民众的教育的意见”[42]，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数年后，顾岳中回顾这段历史，称“顺应潮流，检正弱点，学制改革的运动遂湃然产生，各家意见虽纷然杂陈，然窥其内容，实有一共同趋势，即建立社会本位的教育制度者是。所谓社会本位的教育制度，亦即全民的教育制度，发动者为中国社会教育社。该社于一九三二年曾厘定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请政府采择施行，惜未实行耳。然引起从事民众教育者，作民众教育制度的建设运动，其功甚伟”[43]。将其作为社教社“社会教育地位问题”的最具代表性的制度设计。
当然，对改造派的制度设计提出质疑的也大有人在，第三届年会就有明显体现。该社为将梁案继呈，以理事会向大会提交《再呈请教育部明令公布社会教育之系统案》提案，最后决议为“俟邹平等处试办有成效时，再行呈请教育部办理”[44]，这种谨慎态度表明了该案未能为大家完全接受。而社会人士，对梁漱溟教育系统的制度设计，亦大多保持观望态度，“著者（李宗黄，江宁自治县设计委员会的中央指导员，笔者注）似乎不很喜欢乡学村学的名称的‘翻新’，说到学制——根据《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很婉转地道：‘此学制之是否适用，则正待于梁氏之实验，余愧非教育专家，殊难论其得失也’”[45]。1936年10月，时任社教司司长的陈礼江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作讲演，公开指出：“这种做法，理想固然很好，实际上很多困难：第一点、因为这些学校规模很小，狭义教育以外的事业，没有力量办理。第二点、县以上的事业更多，范围更大，县学、省学，根本无从办起，所以这派的主张不易行”[46]。该院学生庐颢能、金开山奉命整理这篇讲演稿，发表在俞庆棠任主编的《教育与民众》上，这个细节颇能代表社教社总干事对梁氏设计的态度转向。社教社干事储志在第四届年会前，专门撰写对该届年会的两点希望，“巩固社会教育在法律上的地位”被列为首位，指出本社成立之初，第一次理事会就提出社会教育在学制系统上的地位，第二届年会决定“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已蒙政府采择，通令实验，惟尚未正式公布，因此社会教育在学制系统中究竟占了什么地位，到现在还没有人能肯定地答复[47]。第四届年会虽形成了《建议国民政府在修正宪法时明白规定社会教育之地位案》决议，但对采取何种制度设计却“闪烁其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