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出席数据，挑战了以往研究中梁漱溟对社教社影响甚大的论断，梁作为社教社常务理事，虽一度掌控社教社第二届年会话语权，但对于社教社社务，其影响远不及俞庆棠、孟宪承、赵冕、高阳、甘豫源、雷沛鸿、董淮、陈礼江、彭百川、李蒸、钮永建、陈剑修等核心理事。此外，常务理事之外，尚有候补常务理事来做辅助，如第一届理事会候补常务理事为高阳、李蒸、尚仲衣，第二届理事会候补常务理事为高阳、陈礼江，第三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为孟宪承、钮永建、陈剑修。[12]理解了这些，就会明白社教社第三届、第四届年会中心议题，虽遭到梁漱溟质疑，但依然通过的原因所在。实际上，除去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合流的客观形势所趋，两者之间的亲密合作，或许相互借势是最大的内在。社教社成立之初，仅将梁漱溟与黄炎培、张伯苓、张一麐、涂开兴、冷御秋等人一起，作为候补理事，是梁氏的积极态度，使得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便将其变更为理事、第六次会议推选到常务理事的位置上来。梁氏在乡村建设领域的社会声望，对于社教社一个新兴学术团体来讲，能请其担任理事，绝对是个迅速引发学界、社会注意的契机，而梁漱溟之所以心领神会接过社教社的橄榄枝，并在第二届年会前后积极参与，或许将之作为与晏阳初平教会争夺话语权的有力盟友是最大考虑，这一点，从梁漱溟态度转变的时间节点可见一斑，1933年2月教育部民众教育专家会议，他抛出“以社会教育为本而建树一系统”方案，引发多位社教专家的兴趣，并即席推定钮永建、高践四、陈礼江、孟宪承和梁漱溟5人组成委员会，由梁氏担任执笔之责。[13]提案出炉后他还专程赴无锡向各位请教，随后，他以理事的身份首次出席了1933年8月26日举行的理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一次会议，次日，在济南千佛山举行的第二次会议，梁氏以7票当选社教社常务理事。相对于晏阳初对社教社疏离的态度，社教社因梁氏常务理事身份，与邹平走得更为密切，社教社决议案将“社会教育系统案”选取邹平县作为实验地点，该县县长王怡柯还曾代表梁氏出席过理事会第八次会议，由此可窥一斑。
诚如前文所讲，候补理事更迭幅度较大，其出席理事会议的情况更为复杂，具体情况如表6-4所示。
表6-4 社教社第一至四届候补理事出席理事会议情况一览表[14]
续表
表6-4按照候补理事任期情况，分为第一至四届、第一届、第二届、第一至二届、第一至三届、第二至四届、第三至四届、第四届共8种情况予以整理，其出席情况多寡不一。
（1）第一至四届连选连任的共有4名：张一麐从未出席过理事会议，黄炎培仅在第十次会议时委托俞庆棠代表，马宗荣出席了4次会议（其中2次为委托代表），舒新城出席了2次会议（第十、十一次）。由此可知，张一麐、黄炎培仅是挂名而已，马宗荣任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主任期间，并未对社务有多大热情，后调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工作后，因属地关系，开始参与社教社理事会议；舒新城作为中华书局编译所所长，参与社务的节点是社教社社员著作日渐增多、社教理论逐渐勃发之时，与其说他个人如何关心社教社社务进展，倒不如说是从出版社角度来参与此事，社教社社员1934年在中华书局出版著作日渐增多是显证。这一点，可以从舒新城出席了第一届年会并专门请社友聚餐，但未出席会议期间举办的理事会议得到很好的说明。这种数据冲击了黄炎培、马宗荣与俞庆棠、赵冕、陈礼江、高阳等一起作为社教社主要成员并由此形成的“社会教育社主要成员的这种广泛性和专业性”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