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和第二至四届理事名单变化，主要涉及傅葆琛、刘绍桢与陈礼江、彭百川，第一届理事傅葆琛自第二届后，调整为候补理事，陈、彭二氏则从候补理事进入理事名单中。傅葆琛在其理事任期的第一至六次会议中，第一、五、六次分别委托高阳、赵冕（2次）代表，之后作为候补理事，第八次会议委托赵冕代表、从未真正出席过理事会议；刘绍桢在其任期内出席了第一（甘代）、二、三次会议，缺席3次。陈礼江在其担任第二至四届理事期间，亲自出席6次，委托代表出席3次，共出席9次；彭百川理事任期内亲自出席4次，委托代表4次，共出席8次。除去这些特殊的，余下理事出席情况从高到低排名情况一次为：高阳（17）、甘豫源（15）、雷沛鸿（14）、董淮（13）、李蒸（13）、陈剑修（10）、钮永建（10）、尚仲衣（6）、庄泽宣（2）。尚仲衣、庄泽宣的排名靠后。当然，出席次数排名靠前的雷沛鸿、李蒸亲自出席均为3次，雷、李二氏都曾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工作过，担任过主要院务工作。雷氏1933年8月应广西省政府之聘，担任广西省教育厅厅长，他亲自出席的理事会第十三、十四次会议，很大原因是因为要接洽出席第四届年会社员会后的广西教育考察团，而十七次会议，则是他落魄重回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书时出席而已。李蒸因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离开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后接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坦承“自二十一年重长北平师大以来，已不参与民教事业，仅因个人兴趣关系在中国社会教育社备员而已”。[11]两人都教育行政事务繁忙，对亲自出席社教社理事会议有心无力，但作为社教社发起人之一，非常看重其联络作用，频频委托昔日同事、社教社的理事们作为代表人，参与社务亦是信念所系。尚仲衣作为发起人之一，在其担任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校长期间，不仅与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等联手筹办了社教社第一届年会，并热心社务，承担了第二届年会中心议题的分组提案撰写，因人事纠纷，被迫辞去校长一职，北上国立北平大学担任教授，不再参与社教社社务及年会，甚为可惜。从表中可见，被委托出席代表人大多为出席的理事会成员，如总干事俞庆棠是雷沛鸿、李蒸、黄炎培的“固定”出席代表，先后承担了19人次的委托；高阳作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院长，代表他人出席14人次（仅次于总干事俞庆棠）。但亦有非理事代表出席的情况，两人次出现在河南省立开封初级中学召开的第八次会议，梁漱溟委托邹平县县长王怡柯代表、钮永建委托俞塘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钮长耀代表出席，其中王怡柯还参与理事会提案的讨论、落实工作，第十八次会议远在西北的李蒸委托陈兆蘅代表出席，陈氏曾为社教社候补理事，此时已卸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