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社章规定，理事会成员由全体社员于常年大会期前，用双记名法通讯选举。“理事会设理事十五人，其中十二人由全体社员公选之。其余三人由当选之理事，就未当选之重要省市或重要社会教育事业之社员中推选之”，理事会为执行职务之便利，应组织事务所，该所设总干事，由常务理事互推之。1932年4月底，通讯选举开票结果公布，俞庆棠等12人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祁锡勇等12人当选为候补理事。该年6月，事务所正式运行，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教育部呈准备案，社教社成为法人团体。为清晰起见，笔者统计了社教社第一至第五届理事会名单，如表6-1所示。
表6-1 社教社第一至五届理事会名单一览表（1932—1947）[2]
续表
从表6-1来看，社教社理事会更迭幅度不大。第一届理事会因加推候补理事梁漱溟为理事，从而出现16人规模的理事、14人的候补理事“不合社章”的阵容，这种局面在次年第二年年会前迅速得到调整，理事傅葆琛、尚仲衣、陈剑修、刘绍桢、董淮，候补理事张伯苓、涂开兴、冷御秋、刘湛恩、张一麐各5人因期满，梁漱溟被理事会加推理事、祁锡勇去世，共需补选7人。开票结果，“陈礼江、董淮、彭百川、尚仲衣等四人当选为理事”。[3]常务理事阵容亦由俞庆棠、孟宪承、赵冕调整为俞庆棠、梁漱溟、赵冕。按照社章规定，之后每年理事改选三分之一，连选得连任。[4]从表中可以看出，第二届理事会调整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务长兼教授陈礼江、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科长彭百川由第一届的候补理事成为理事，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傅葆琛进入候补理事名单，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刘绍桢因已去职未再连任。第三届、四届理事与第二届相同，其理事人员构成就维持稳定，也就说，其间虽有改选，但改选理事均连选连任，他们构成了稳定的社教社核心成员名单。
相对于稳定的理事队伍，候补理事历届均有调整，情况复杂很多。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湖南长沙的涂开兴、江苏黄墟农村改进实验区董事冷御秋、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仅出现在第一届候补理事名单中；第二届候补理事名单变化较大，第二届年会因在山东举办，山东省教育厅主任秘书孔令粲、第三科科长杨展云当选候补理事，此外新增候补理事还有江苏省政府民政厅主任秘书相菊潭、国立浙江大学教授郑宗海、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刘季洪、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庶务课主任兼乡村教育实验区副主任陈兆蘅、江苏省立南京民教馆馆长朱坚白；第三届候补理事阵容，因杨展云、郑宗海、陈兆蘅一年任期满卸任空额，候补上来的是河南省教育厅第二科科长王公度（第三届年会在河南开封召开）、新上任的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张炯、私立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邰爽秋、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江问渔；第四届因在广州国立中山大学举办，前三届均任候补理事的江苏省立南通民众教育馆馆长孙枋、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馆长刘云谷（此时已去职，笔者注）因任期届满留下的空缺，由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主任崔载阳、广东省教育厅督学徐锡龄候补进来。第一至第四届候补理事队伍中，中华职业教育社董事黄炎培、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主任马宗荣、中华书局编译所所长舒新城，前教育总长、苏州善人桥乡村改进会董事张一麐一直不变，第二至第四届傅葆琛、孔令粲、刘季洪、朱坚白、相菊潭5位候补理事一直稳定。江问渔、邰爽秋、张炯是第三、四届的候补理事。因第五届青岛年会由于战火蔓延被逼停，第四届候补理事变成了战前社教社绝唱。从前三届名单看，只担任一届候补理事的有张伯苓、涂开兴、冷御秋、祁锡勇、杨展云、郑宗海、陈兆蘅，除祁氏因去世外，其他候补理事皆因一年届满而自然卸任。这组名单中，除去郑宗海、尹全智活跃于社教社年会及其他事业外，其他或为职务行为，或因种种原因被拉入候补理事。
战后的第五届理事会有一些变化，理事会队伍扩展至21人，还增加了监事会[5]，从名单组成看，主体大致保持了战前的理事会基本阵容，监事会中的3人战前为理事会理事。由此可见，社教社的核心理事队伍基本稳定。当然，名单中增加新鲜力量，一些知名社会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如南京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浙江省教育厅秘书兼杭州民众教育馆馆长张彭年等被选入理事会，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英千里被选入监事会，依然保留着社教社与教育行政体系沟通的途径。第五届理事会决定，采取专人担任该社总干事的做法，公推顾岳中担任。候补理事中有朱若溪、姜和、陈友瑞为代表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毕业生的加入，此时已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职，理事会大部分成员亦出自该院，表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已取代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社教专门人才培养基地，重新汇聚在此的社教社核心理事，依然掌控着社教社话语权。
从理事会规模看，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与候补理事比例为16∶14，这种“不合社章”的阵容在次年第二年年会前迅速得到调整，之后第二至四届皆为15∶15，总干事一直由俞庆棠担任，自第二届开始，梁漱溟代替孟宪承，与俞庆棠、赵冕组成常务理事三人组。值得注意的是，理事会将不符合“未当选之重要省市社员”章程规定的梁漱溟加推为理事，给予3年任期，如此凸显梁氏的选择背后，与拟借助其乡村建设的社会声望将社会教育从城市推向乡村的布局有直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