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5-10 教育部派社会教育督导员视察重庆市社会教育训令（1944）[175]
总之，如果说教育是现代国家权力之一，为国民形塑、国家认同与民族形成的重要一环，那么社会教育便是这一环上最独特的存在，成为国家迈入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政府、知识精英提出的理论构想和社会教育实际（包括地方社会、基层民众的反应及应对）之间的张力，则是检验这一时期社会教育工作成效的关键。从上文社会教育地位问题等诸多政策参与梳理可见，提案者不仅仅是社教社的核心知识精英，还包括众多地方社会教育机关代表，他们在围绕大会中心问题建言献策的同时，结合地方社会教育工作实践中遭遇的问题和困难，形成提案，这种来源于实践第一线的提案，既为知识精英建构社会教育理论提供了有源之水，更为社教社形成贴近地方社会教育实际问题、操作性强的决议案提供了保障，这种源于真实问题的决议案呈文，最终都程度不一地转化为教育部的制度规定。在“后发型”国家走向近代化过程中，政府所起的巨大导向与约束作用同样表现在社会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晚清新政时期开始的社会教育，从一开始就是借助官方力量推进，社教社选择积极的政策参与，让社会教育基本问题依照政府行政权得以解决，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但对社群组织与公评制度向来薄弱的中国学界来说，政府机构所扮演的推动角色是其他机构或组织所无法替代的。换句话讲，如果抛开当时的社会环境，仅就社教社政策参与及社会教育事业发展来讲，这个方面的努力是有着积极意义的。社教社积极联络分散各地的社教工作者，集合团体力量，不仅将“研究社会教育学术，推进社会教育事业”宗旨落到实处，还通过行之有效的政策参与，教育部颁行的一系列社会教育法令、规程，将社教社理想设计辉映到社会现实中来，社教社向社会和政府证明自己的价值与力量，打造社教界学术团体的外在社会形象。制度从来都是工具，能穿越岁月的，唯有那些制度设计背后所蕴藏的思想力量。
[1] 《大会经过》，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编：《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7页，无锡，民生印书馆，1935。
[2] 储志：《中国社会教育社的过去与将来》，载《教育与民众》，第5卷8期，1934。
[3] 陈礼江：《参加民教会议的感想》，载《社友通讯》，第1卷9期，1933。
[4] 《社务发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
[5] 整理自《社务发展之前前后后》，载《社友通讯》，第1卷1期，1932；《年会前后的两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4、5期合刊，1932；《第四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1卷10期，1933；《承上启下的两次理事会议 第五次理事会议》，载《社友通讯》，第2卷4、5期合刊，1933；《第十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3卷5期，1934；《第十次理事会议决案执行状况》，载《社友通讯》，第3卷9期，1934；《第十五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4卷9期，1936；《本社第十七次理事会议记》，载《社友通讯》，第5卷10期，1937；《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年会报告》，193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报告》，1933；《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报告》，1934；《中国社会教育社第四届年会纪念册》，1936。
[6] 孟宪承：《〈改进学制系统确立社会教育地位案〉——分析和意见》，载《社友通讯》，第1卷2、3期合刊，1932。
[7] 《中国社会教育社征求社会教育系统稿启事》，载《民众教育季刊》，第1卷4期，1933。
[8] 《中国社会教育社征求社会教育系统稿启事》，载《民众教育季刊》，第1卷4期，1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