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积极邀请党政界人士参会，社教社还通过一系列决议案，积极配合政府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救亡、复兴民族成为时代强音和最大政治，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必须直接间接面对这个问题。中国社教社的历届年会，多有围绕该主题的特别议案通过，以民间立场，积极配合着政府的对敌策略。第一届年会，雷沛鸿、俞庆棠与赵冕等人联合提出《本社应请全国各社会教育机关一致实施救国教育案》特别议案，号召各社教机关要灌输救国教育精神，并确定救国教育的目标与方法。经大会审查、修订案通过，并递交教育部。教育部几乎全文采纳，以《社会教育机关实施救国教育方案》为名颁布，要求各省市教育厅局转饬遵行。[189]第二届年会以“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众案”中心议题作为特别类议案。1934年召开第三届年会时，东北沦亡，华北形势岌岌可危，民族意志消沉，有鉴于此，社教社通过《请由本社拟具华北各省救国教育办法，呈请中央采择进行案》特别提案，要“振起国族精神”“训练青年壮丁，改善各县保卫团”“广设民校，并改进其工作”等，以期配合政府在文化教育上的备战，“培植舆论，唤起民族意识，以为将来抗敌之准备”。[190]此番事业，被国立中山大学崔载阳认为“发扬民族精神及陶铸民族意识为重”[191]，将之归为倡导民族教育的先锋。
实际上，花县实验区前置三合办机关的排序变化，同样在传递着社教社及国立中山大学的“弦外之音”。1936年1月17日，社教社第十三次理事会暨第四届年会筹备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的《合办实验区办法》中第一条规定：“定名：国立中山大学广东省教育厅中国社会教育社合办某某乡村教育实验区”[192]，到了筹备以及实际命名时，广东省教育厅被排在国立中山大学之前，如此凸显出教育行政的地位，应与借助其背后的政治力量、进行“政教合一”事业实验有直接关系。不难看出，强制征学制，军农合一，造产运动等事业，背后都是政治权力的力量推动。“因为乡村社会是整个的，乡村建设是多方面的，绝非人财两缺的民教机关所能负此重任，因之，与其他事业机关联络战线，确属经济而两便，洛阳实验区即本此旨而实行。”[193]政治力量被列入征学制建立的第二精义。“因为有了最经济的方法，必赖政治力量以推行，方能发生教育力量，过去民众教育力量实施之困难，其症结即在政教分家，教育事业没有政治力量以资推进，困难问题没有政治力量来解决，因之费力多而收效少。”[194]花县实验区工作人员反思一年来的实验区工作，认为实验区“在过去，也曾得到学术机关及经济机关的合作，也曾得到多少政治的助力。但，总觉得还是太少。将来实验区所训练的青年回乡服务，乡村基础学校制度之推广，普及教育之推行，经济事业之开发，在在需要各方力量尤其政治助力，始能进行顺利。如普及教育之推行，实不仅技术问题，而政治力量亦有其决定作用。目前实验区是需要从政府请得若干权力可以自由支配及得政府明令各区乡村长对区之尽力协助。即经济方面，亦需赖各方学术团体以及政府农业机关之协助与合作，如是，事业之安排与实验之进行，始不至捉襟见肘”。[195]此言背后，寻求政治力量作为助力是主要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