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11日，教育部在京举行民众教育委员会会议，为更好发挥会议效果，不仅提前由各主管司将待议问题整理为9组提案[77]，提前寄给各委员先行研究，而且为了普遍征询起见，并将提案寄请非委员之其他社教专家及距离南京较近的各省市教育厅局，请其充分发表意见，于会期前三日寄回，以备采择。社教社社员“刘季洪、董淮、朱坚白、刘国钧、陈东原等亦均有意见书寄会，藉作大会参考资料”。[78]此外尚有一些省市教育厅局、社会局，中华图书馆协会及个人议案递交，一并汇编，分送各委员参考。该会会议出席人员，分为两种，一种为当然委员，“包括教育部段钱两次长，张司长炯，钟科长灵秀、彭科长百川、陈泮藻参事、钟道赞督学等7人”[79]（内中有社教社社员4人）；一种为聘任委员，如表4-5所示，以钮永建等为首的12人（内有社教社理事6人），此外，还包括列席人员，教育部专员厉家祥、中央图书馆筹备主任蒋复璁，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馆长赵鸿谦、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馆长赵光涛，浙江实验民众学校校长林本，社教司郭莲峰、顾良杰（其中6人为社教社社员）。也就是说，与会人员正式代表19人中有社教社社员10人（其中理事7人），加上列席代表7人后，与会的全部代表26人中有17名社教社社员，几乎与1931年全国民众教育专家会议情形持平。由此，社教社援引去年全国民众教育专家会议经验，继续借助民众教育委员会，将其亟须推进决议灵活转化为教育部饬令，规范并引导全国社会教育事业发展。
表4-6 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会议日程表（1934）[80]
由表4-6可知，在为期2天的会议期间，共举行3次会议，社教社的6名理事，除梁漱溟有事缺席外，其他5名则全程出席会议，钮永建担任提案审查委员会召集人。图4-5为1月11日第一次会议开会期间的情形。
经过第一天的讨论，由陈立夫、陈剑修、孟宪承组成的第一组审查会，在陈立夫的主持下，起草了民众教育实施途径，提出以民生为建设之首要：“民众教育为辅导学校教育之不足，以达社会教育建设之目的。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民生问题之内含凡四：一曰人民之生活，二曰社会之生存，三曰国民之生计，四曰群众之生命。……为治标计，吾人应根据社会客观条件与社会教育主观条件，拟定其目标与方法如次：（一）目标：从民众生活之迫切需要出发，积极充实其生活力，从而培养其组织力，并发扬整个民族自信力，以达到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之教育宗旨；（二）方法：各种民众教育机关应供给实际生活之组织工具与技能，并尽量举办实验区及其他实验事业，逐渐推行，使民众于参与组织运用工具与技术之中，由做而学，由行而知，因以获得其生活必需之知识与技能”。[81]实际上，社会教育如何办理，在《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中已有粗略规定，依据此规定，从改善民生着手作为推行社会教育动机者，不乏其人，但缺乏较为明晰的实施途径。这次会议，明确规定以注重生计为实施民教动机，规定了“由做而学”“由行而知”的办法，“一洗从前空虚不切实际之病，此项议案，实为诸委员聚精会神最为得意之作，业经全体通过。将来正式公布后，一般办理民教人员，咸得有所依据，以为推行之标准，不致有彷徨无所之虞，其裨益于民教者，何等重大。是为本届会议最大之收获”。[82]除此之外，分区辅导制、政教合一制、社教人员任用和待遇规程以及民校推广简要办法等，都是会议期间讨论的热点问题。
图4-5 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开会情形（1934）[83]
图4-6 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员合影（1934）[84]
揆之史实，该次会议九大提案，与社教社第一届、二届年会决议案相对比，契合度相当高，特别是第4～8提案，直接是年会提案的翻版，而这组提案由第三组彭百川担任主席进行审查，参与人员除余井塘任职于中央党部组织委员会外，陈泮藻、钟道赞均为教育部职员，教育行政官员与社教社社员的双重身份，有助于将社教社年会决议精神直接移植到会议中来，将私人学术团体的集体智慧充分吸纳运用。该次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决议通过《民众教育委员会各级章程》，会后教育部公布施行，为督促起见，教育部又专门制定《省市及县市民众教育委员会组织要点》，训令各地遵照执行。训令中强调民众教育委员会的作用：“……此项委员会，系辅助教育行政机关规划并促进民众教育事宜，关系重要，在各地方自应一律筹设。”[85]由此可见，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作为指导省市、县市两级的中央级别委员会，社教社社员的广泛存在，由其提案形成的决议规划并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社教事业，以此为平台，社教社辅导各省社会教育事业得以顺利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