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第二届年会四组“各成系统”提案为例，主体内容各有千秋：第一组由梁漱溟单独起草的提案，实际上是借年会中心议题的壳，重申其乡村建设主张。梁氏从“民族复兴问题”“民族复兴之途径”和“乡村建设要点”三个方面展开，认为近代中国社会衰败破败的根源是中国文化的崩溃，“民族复兴有待于文化之重新建造”。他祭出“文化改造”大纛，用文化建造来实现社会组织的重构，复兴民族。“乃从乡村中寻求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其他一切社会问题之端倪。由此端倪之寻得，即新社会组织结构之发现”，而乡村工作的开展，是大力发展乡农学校这个简易组织，“由此组织由外间最易灌输新知识，新方法或供给各种资料于乡村”，“由此组织而乡村内部最易引起多数人之力量，以渐形成一团体”。[36]梁氏开出的药方，是将文化改造作为乡村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关键。第二组提案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县政改革思想的集中体现，提出一个乡村建设整体计划，建议“以县为单位进行乡村实验最为适当”，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连锁进行、分工合作，以县为一级个别实验逐层推广至全省乃至全国，旨在救济“愚、贫、弱、私”的平民教育是乡村建设的原动力。第四组提案人观点与梁漱溟针锋相对，他们认为“现在谈不上建设，更谈不上复兴”，为了防止乡村更大的崩溃，“非停止一切所谓‘建设’与‘新政’不可”。按照庄泽宣等人的设想，县以上的政治机关都要“与民休息”，彻底清除一切苛捐杂税，减轻乡民负担，在人才储备未充足之前，万不可轻举妄动，劳民伤财。他们强烈抨击“空口说白话，纸上定章程，甚至于硬定一系统”的有害无益的表面功夫，认为那样只会导致乡村崩溃到不可收拾境地。第五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四人组合认为乡村建设实为民族复兴的重要途径，与梁漱溟不同的是，他们主张用社会教育力量建设乡村，培养民众的团体性，以期有组织、能合作。乡村实验单位以“中心机关能应付的户数及面积为标准”，每区以100～500户较为妥当。该组旗帜鲜明赞同“政教合一”，“在政府当局励精图治而又认识乡村建设之区域，应使各种势力合并，重行整齐，以特设的全民教育机关为中心，领导进行”，而在“政治比较落后的区域，负责推进乡村建设之机关，宜保持他文化机关的本质。以此立场，与政府机关及其他势力联络”。[37]很明显，第一、第二、第五组提案学者都提到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之间的密切关系，但社会教育的内核却被赋予了不同底色，带有各自鲜明的学术理路和不同的逻辑出发点。
尽管梁漱溟是理事会指定的第三届年会中心议题小组主持人，但他对于政教合一的主张显然与孟宪承、高践四、俞庆棠等有明显差异。梁氏认为乡村建设的核心是稳定唯一的政府与乡建团体的关系问题，“我现在主张政教合一，但不主张用国家权力来干涉个人思想行为”。[38]作为掌控话语权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们，他们正积极推进依赖国民政府行政力的“政教合一”，梁氏这种主张自然难以得到理事会的认可，扞格难入，双方对于“政教合一”内在理解存在严重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