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定年会中心议案提案中的话语权，需将提案起草人出现频率与实际影响两个方面来综合考量。从表6-9可见，第二届、三届、四届年会中心议题提案起草人出现频率看，不论采用分组起草提案，还是成立委员会，梁漱溟、高践四、孟宪承三次均被列入，晏阳初、江问渔、庄泽宣、崔载阳两次；常务理事俞庆棠、赵冕以及理事董淮、尚仲衣，候补理事郑宗海，社员杨效春、古楳各一。但从实际出台的中心议题以及决议案，以曾先后工作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教授们作为社教社的核心成员，牢牢掌控该社年会中心议案提案的话语权，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学缘、地域、留学国别等相互重叠的多重学术网络。尽管第二届年会以来梁漱溟一直连选连任常务理事，每届年会中心议案提案起草亦被列为必要人选，其影响也在逐年增强，但依然未能进入社教社权力核心，特别是第三届年会梁漱溟因意见相左以身体原因退出，该社社刊《社友通讯》上刊登“当以梁先生患病赴北平休养，另推孟宪承高践四二先生协助编拟。现在该项方案，业经编制就绪，交事务所付印，本届年会定能提出讨论”，[34]态度坚定，第二届至四届中心议案具体方案的出台过程，彰显社教社核心成员仅将其作为与晏阳初、江问渔一样的学术团体核心人物看待，作为吸纳外在智慧的来源。以俞庆棠、高践四、孟宪承、李蒸、雷沛鸿、陈礼江、赵冕等人为代表的社教社核心成员，“政教合一”是他们筛选中心议案提案的关键因素，并由此布局出社会教育学术秩序。
整体来看，年会中心议案以乡村建设和地方自治为主题，显示社教社对时代潮流的积极回应；从中心议案提案人的选择看，主要是以地域、学缘和社会声望、学术水平为标准；而提案的最终确定，却隐藏了以俞庆棠、孟宪承、高践四、赵冕、雷沛鸿等为代表的社教社核心成员的内在选择，“政教合一”是关键因素。
“政教两界”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民国时期提倡社会教育的人士与其他社会改造论者一样，都迫切希望获得教育改革话语权，左右政权的能力大小是实现前提。不少专家热衷行走在“行政与学术”双轨道中，并与国民党元老、权力新秀以及各省实际掌权者保持了良好关系，他们依靠这种资源来增加“争夺话语权”的砝码。而政府亦希望争取学界支持，赢取其向心力，借以扩大并稳固其政权基础。“本社唯一之目的，在鼓起社会教育的热烈运动。……以期学术界与行政界彼此可以沟通，而使全国社会教育有长足的进展”。[35]由此，社教社不仅在年会召集时广邀各界政要出席，更在其中心议案提案设计，将“政教合一”内化其中，并借助年会影响，在社员中统一思想，先后通过设立河南洛阳社会教育实验区、广州花县乡村教育实验区，将实验结果运用于丰富社会教育理论体系，构建社会教育学术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