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干事长陶行知，作为社教社的社员，曾被第一届理事会列为候补理事。陶行知作为俞庆棠的哥大校友，平教会因内部原因全体撤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后，俞庆棠求助陶行知，在陶行知斡旋下，其得力干将、晓庄师范的同事赵叔愚前来协助俞庆棠建设民众教育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尽管赵叔愚“出师未捷身先死”，“在秋季开学前逝世，但他所带来的一部分晓庄师范精神和办法却渗入民众教育院的‘血液’内去了”。[142]陶行知作为社教社社员，虽甚少参与社教社活动，但他提倡的“小先生制”“老少通”识字课本却对学校式社会教育影响很大，他还专门为“洛阳实验区筹备专号”题写封面（图1-8所示），以示对社教社事业的关注。《社友通讯》4卷10、11期合刊“社员消息”栏目对陶行知作介绍时，将其定位为“陶君致力于社会教育与乡村教育，蜚声内外。近因赴欧出席世界新教育会第七届年会之便，顺道在西粤考察政治、建设、教育事宜。……五月一日本社广东分社，假欧美同学会举行欢迎会，并邀请本省教育界参加，讨论乡村社会教育运动各项问题”[143]。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核心人物黄炎培、江问渔作为社教社的候补理事，黄氏担任社教社社址筹款分区主任，在多种场合提倡生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江问渔更是多次被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邀请为学生做讲座、开设《职业补习教育》课程，出席理事会第12次会议，并被理事会公推为第四届年会中心问题委员会成员，与梁漱溟、孟宪承、高践四、陈剑修、俞庆棠、崔载阳一起，审查讨论年会中心问题。[144]1936年1月，理事会第14次会议，江问渔被社员选举为候补理事，与刘季洪、王公度、崔载阳、马宗荣均为三年期，江问渔当选票数排在五人之首。[145]1936年10月25日，第十六次理事会议召开，江问渔与马宗荣、陈剑修、赵冕、庄泽宣、孟宪承等组成第五届年会中心问题委员会。[146]由此可见，江问渔与社教社的关系颇深。
图1-8 陶行知为《社友通讯》题写专号封面（1934）[147]
考察社教社留下的文献资料可知，社教社在推行各类事务过程中，与平日素有交往的国内学术团体、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协商是常态。笔者专门统计了1932—1937年之间社教社的收发文件，由此可窥社教社与其他学术团体、组织或机构之间的互动情况与频率变化。如表1-16所示。
表1-16 社教社收发文件一览表（1932—1937）[148]
表1-16中，从能找到完整数据的1933年、1934年、1935年来看，三年的收文总量明显变化不大，但就收文单项来看，1933年的公函比较频繁，1934年后，公函来文量逐年下降，但发函数量却与日剧增，特别是1934年发文量达到了4040件，1935年的发文中公函量为233件，这表明社教社不断加强与会外的组织机构的交流、联络，换句话讲，社教社以更积极的态度向全国各地辐射影响力。这些统计数据与其他文字资料参照分析，如与政府、教育行政机关联合建立实验区、设立分社等事业一样，都彰显了社教社以江浙为中心，积极提高其全国影响力，社教社不单单以收发文件传达自己的观点，还主动联络各方学术团体、政府机关寻求助力，以便为社会教育发展寻找更好、更多的渠道和助力。
表1-17 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历任司长、各科科长一览表（1928—1949）[149]
续表
从表1-17可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先后共有11任社会教育司司长，社教社存续期间有9位，其中5位为社教社成员，抗战全面爆发前的三任司长李蒸、张炯、陈礼江均为社教社理事会成员、核心成员，其间的第一科、第二科科长钟灵秀、彭百川、徐逸樵、相菊潭均为社教社社员（彭百川、相菊潭还担任候补理事），司长室科长顾良杰亦是社教社热心社员。由此可见社教社与主管社教事业的最高行政机关联络的密切程度，他们积极参与社教社年会、积极递交提案，并负责民众学校课程标准的制定，后文会专门论及，此处不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