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教育社与乡村建设学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儿童教育社等主要学术社团的核心人物，为“使机关与团体彼此间能够密切相联络”，积极寻求“共同的蕲向与共同的工作”。[131]中国社会教育社作为“全国社教之枢纽”，尽可能吸引更多地域、不同主张、不同派别的社员加入，将乡村建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教育改进社等团体的核心人物囊括进来。该社通过理事会理事的遴选，实现社会教育界与政界、其他教育团体的大联盟。以该社1934年第三届理事会组成为例：
表1-15 社教社第三届理事会一览表（1934）[132]
续表
由表1-15可见，中国社会教育社的理事会成员包括大学（包括社会教育师资专门学校和普通大学）教师、教育行政人员、民众教育馆馆长以及国内知名学术团体的负责人，比如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就是以中国社会教育社的“常务理事”身份，“跨界”成为社会教育家群体中的重要一员。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张炯、中华书局编译所所长舒新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董事黄炎培、办事处主任江问渔、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邰爽秋等出现在该社的“候补理事”名单之中，鉴于1934年年会在山东济南召开，山东省教育厅主任秘书孔令粲亦被列入候补理事之列。就理事来源来看，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专家学者居核心地位，这和该院作为主要发起人有直接关系，加上其为国内第一所专门社会教育师资培养机构，毕业生多就职于社会教育界，它在社会教育领域影响日益增大，3名常务理事中有2位出自该院，且俞庆棠兼任总干事，除表中现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理事及候补理事外，孟宪承、雷沛鸿、傅葆琛、李蒸、刘季洪、马宗荣等人均先后受聘就教于该院。在社务活动及年会中，该院亦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
梁漱溟为乡村建设派（村治派）的核心人物，但其在杂志上发表数量众多的社会教育论文，将乡村建设理念融汇到社会教育理念中来，而且积极主动参与年会与相关事务，在社会教育界，梁漱溟的影响剧增，尤以第二届年会为突出，梁漱溟在会前即拟定《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和《由乡村建设以复兴民族》两案，前者为大会的主题讲演，后者则为大会的中心提案之一，“所花精神特多”[133]。梁漱溟的热情，社教社自然如获至宝，1933年8月27日，第二届年会后召开的理事会第六次会议，梁漱溟当选常务理事[134]，之后连续多年当选常务理事即为明证，他出席的第二届、第四届年会均被理事会委以主席重任。
图1-6 社教社第四届年会主席梁漱溟发言（193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