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1934年年底“已购妥五十余亩，尚有三十余亩，正在继续交涉中。上月底我社常务理事俞庆棠、赵步霞二氏亲自前往，再度勘察，预期在本年度内，全部购竣”，并向社友描述美好愿景，称社址所在地“毗临京汤大道，与中央农业实验所东西相望，与总理陵园南北对峙，四望邱陇起伏，风景绝佳，他日社址落成，各社员赴京游览者，可以此为藏修息游之所”。[109]可惜的是，社款募捐却一波三折，难尽如人意，社教社的设想[110]终是“空中楼阁”。截至1935年3月16日，“共计收到捐款4392.01元，与预定的二万元相差尚巨”，理事会无奈采取权宜之计，“请建筑委员会积极计划，约工程师划定全部图样，会同常务理事商定后，先就其中建筑一角应用”。[111]但随后出现“当地有人故意阻扰，本社拟定之区域内，尚有二十余亩地未能收买；而未能收买者，适为建筑最适当之处。因此建筑不易进行，现在已请齐兆昌工程师设计，拟俟市政府准予备价征收后，再行开始建筑”[112]。1935年11月，社教社理事会发布社务报告，结束社址捐款[113]。1936年1月，总干事长俞庆棠在第四届年会上报告社务时，专门就捐款数额及支出情况做出了如下说明：“各社友及热心社教人士的捐款亦达八千三百九十二元，除陆续还出社基借款四千零三十元外，尚存现款四千三百六十余元，至社地图则尚在计划中。”[114]1936年10月，第16次理事会会议决定，该社已参加学术团体联合会（由中国科学社等40余家团体组成）会所建筑（报名费150元，一间办公室建筑800元），“本社所购中山门外基地自行兴建社所，暂缓进行，所购基地请钱安涛、高践四二先生计划经营”[115]。1937年5月，社务报告中有“报名费一百五十元，已于去年十月份汇交。兹因联合会所之建筑工程业已兴工，关于本社预定办公室一间之建筑补助费国币八百元，自接来函催缴后，亦已按数汇寄南京大行宫中国银行收入该户”[116]。揆之史实，时至1936年5月14日，事务所再次发布《结束捐款启事》[117]，由此可见捐款在此期间仍在断断续续进行中。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南京沦陷，购置余下亩数不了了之，联合会所连同之前买下的50余亩地皮遭战火涂炭，5059元的地价募款，连同950元的联合会所预定办公室费用，均打了水漂。战后复员时期，1947年第五届理事会会议有理事提案“本社南京地亩生产事宜请推定专人负责进行案”，决议“推请吴福祯、钟灵秀、童润之三先生设计进行”，采取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加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2+1”组合。[118]可惜的是，1948年年初，钟灵秀患急症去世，该决议究竟执行到何种程度，不得而知。第五届理事会理事会议还就“谋巩固社基”是否继续筹募基金进行表决，决定以“壹万万元”为目标，推定俞庆棠、刘季洪、刘平江、陈礼江、王公度等人为筹募委员，陈礼江为召集人，组织基金筹募委员会。[119]笔者尚未发现后续进展资料。
社教社的经费支出，主要用于事业活动费、支付职员薪金、日常事务及特别支出。如第一年年会召开时，理事会决定：“本年年会为我国社会教育界破天荒之第一次，故不得不备有相当之盛典，以引起社会人士之注意。按筹备委员会之预算，最低限度需费三百元。在本社成立伊始，经费正感拮据之时，此宗款项之筹备，深感困难。最后筹备委员会与本社事务所商量，由事务所津贴半数，并商请浙江省教育厅补助半数”，最后年会总支出351.34元，浙江省教育厅补助150元，由事务所支出。[120]1932年中国社教社收支如表1-11所示。
表1-11 社教社收支对照表（1932）[121]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