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教社函文中“重申前请，恳祈优惠有加，准自二十六年度起，慨拨常年补助费”等用语上看，之前社教社曾向上海市社会局申请过补助费，或许不止一次。上海市社会局接到公函后，秘书沈寿昌向潘公展局长作出“关于中国社会教育社请拨常年补助费一案，拟请批饬，径向市政府请拨，是否有当”的请示。数日后上海市社会局给社教社如下回复：“查本局领支教育文化费，年来以市库支绌，均经遵照市政府令饬，按照原额列支，除原有各社教机关补助费外，因无它款可资增拨，关于贵社请自二十六年度起，加拨常年补助费一节，碍难照办。”[98]直截了当拒绝了社教社“常年补助费”的请求。抗战期间和战后复员时期，因社员分散各地难以联络、恢复，教育部、地方政府补助成了社教社收入的主要来源。
为了筹措经费，社教社不遗余力，利用各种渠道来筹款，为扩展实验区事业、建筑该社图书馆，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请求庚款补助费：“本社为国内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之大本营，凡关于中外一切社教文献，自不能不多多搜集，以供参考。近亦函请该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拨中美庚款补助临时费二分之一。按该会分配款项之规定，对图书馆事业最愿赞助，本社请款，不知是否有望？”[99]未有资料显示结果如何。
当然，除去筹集经费四处碰壁的蹭蹬，亦有社会各界给予支持的利好消息。如该社为了“恢弘事业，巩固社基起见”，第二届年会第二、三号提案均论及该社社址应在首都建筑，两案合并审查会议就“本社社址应在首都建筑，并应组织建筑筹备委员会，以利进行案”决议，“照审查意见通过”，决定在南京购买固定社址。[100]第六次理事会通过“社址建筑委员会”[101]名单，专门负责“在南京市中山门外购买基地50余亩拟建社所，地价悉由各理事临时垫付”。[102]因建筑社所需款甚巨，经理事会决议向社会各界募捐，并经第10次理事会会议，通过该社二十三年度临时费预算案[103]，拟定筹款办法[104]，成立募捐小组主任组长、理事事务所向社会各界募捐，募捐队分区主任及队长名单如下表所示。
表1-10 社教社社址募捐队分区主任、队长名单一览表（1934）[105]
续表
从表中可见，理事会从社员中遴选中各区域的教育行政、高校知名教授、出版社等名流组建成募捐队伍，以期利用他们的社会影响力来募捐。从《社友通讯》上刊登的“捐款志谢”[106]和事务所发布的《大会经过》[107]看，募捐有一定的收效。1935年，社教社还募得模范省山西省绥靖主任阎锡山200元、第12集团军司令徐次宸（名永昌，笔者注）100元的捐款，陈士宏1000元、钮永建与黄梅仙夫妇合捐300元等（如图1-5所示）。
图1-5 社教社事务所刊登捐款志谢（1935）[108]
